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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峰之死》呈現了臺灣隊很不光采的一面，在臺灣，有網友對此表示很生氣，有評論者極力讚揚高銘和的勇氣，批評克拉庫爾對臺灣隊的敘述是「種族歧視」...
臺灣登山家林士懿在5月19日登上標高8848公尺的聖母峰，他並在聖母峰基地營放映齊柏林紀錄片《看見台灣》、舉辦《看見台灣》攝影展給各國山友觀賞。林士懿以別開生面的方式為台灣做了國際宣傳，台媒紛紛下標「讓世界看見台灣」。
傳達台灣「很雷」的形象...
2015年美國電影《聖母峰》以1996年5月聖母峰山難為題材，是冒險電影的名作，全球票房超過兩億美元，長期在國內串流平台上檔。這部觸及率廣大的電影，也讓世界看見臺灣。
電影中的洛子峰場景，登山家霍爾帶領的紐西蘭「冒險顧問」遠征隊登聖母峰途中，面對一道架著鋁梯的冰河裂隙，停滯不前。他回答美國「山痴」隊領隊費雪的探問：「我們在等南非隊，臺灣隊也拖很久。」
簡單一句話，傳達了臺灣隊很「雷」的印象。
美國作家、登山家、時任《戶外》雜誌記者強‧克拉庫爾（Jon Krakauer）當年是「冒險顧問」隊員，參加了這次登頂。他把這次登山歷程寫成暢銷書《聖母峰之死》（Into Thin Air: A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Mt. Everest Disaster ，宋碧雲譯，2014。原著出版於1997），書中的臺灣隊形象，比電影更雷。
麥金利山難讓世界看見台灣？
第七章〈一號營〉指出，「臺灣隊沒來之前名聲已傳上聖母峰」，緣由是麥金利山山難。1949年出生的臺灣領隊高銘和在1995年，率隊赴北美最高峰麥金利山（標高6,200公尺，現名廸納利山）操練， 七人登頂。克拉庫爾指出，臺灣隊下山時遇到暴風雪，迷失了方向，在標高約5,900公尺的曠野過了一夜。在美國國家公園巡查員的要求下，美國兩名頂尖登山家停下自己的攀登計畫前往營救，總共有五名臺灣隊隊員被直升機運出麥金利山，其中兩人嚴重凍傷，一人（29歲的邱瑞霖）喪生。
書中指出，當時營救臺灣隊的登山家安克（Conrad Anker）說，「只死了一人。不過我們若沒在那個時候趕到，另外兩人也會死。稍早我們就注意到這支臺灣隊伍，他們的能力看來實在很不足，會遇上麻煩，一點也不令人意外」。
高銘和獲救時，克拉庫爾描述：他已筋疲力盡，嚴重凍傷，必須由兩個阿拉斯加嚮導扶下高山。據安克形容，「阿拉斯加人帶他下山的時候，『馬卡魯』（高銘和自封綽號）對每個走過的人喊道『勝利！勝利！我們登頂了！』彷彿災難根本沒發生。」
高銘和口述、梁永安記錄整理的《九死一生》（大地地理，1997）書中，高銘和沒有提到兩名美國登山家營救臺灣隊，說在山中受困的「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聯絡直升機救他們」。
克拉庫爾率直地指出，「臺灣隊一出現在聖母峰，山上大多數遠征軍都為之側目。大家都由衷擔心臺灣隊會發生災難，逼得其他遠征隊前去救援，危及更多生命，更不提危及其他登山者登頂的機會。」結果不幸而言中，臺灣隊發生了事故。
高銘和《九死一生》說，臺灣隊扣除工作人員和擔任嚮導的雪巴人，總共安排了五人攻頂。其中鄭榮窗脫隊放棄攻頂，高天賜、謝祖盛因在高度適應過程中感到體力不濟，未隨高銘和攻頂。到了標高7,315公尺的三號營，攻頂隊員只剩高銘和和36歲鐵工廠工人陳玉男兩人。
克拉庫爾敘述，5月9日，攻頂日前天的大清早，陳玉男爬出帳篷上大號時，只穿著登山靴的平底內襯，不慎滑墜冰隙，雖然被雪巴人救起，在下送二號營時斷氣。
令美國領隊詫異的一段話
5月9日傍晚，高銘和抵達標高7925公尺的南坳，美國IMAX遠征隊領隊布里薛斯以無線電呼叫，告知陳玉男的死訊，「高銘和答道，『好的，謝謝你告訴我這個消息。』。布里薛斯大吃一驚。」
高銘和的答覆，應是語言表達能力不足，未能表示深痛哀悼，使得美國領隊驚詫莫名。他在《九死一生》承認：全隊九人之中，除了兩名負責醫藥照料的隊員，其他隊員「外語能力都不足以和外國人或雪巴溝通」。至於高銘和繼續攻頂，我能理解登聖母峰花費龐大，他募得台灣企業家和民眾贊助經費，背負著壓力。
克拉庫爾和其他五人在5月10日下午兩點之前登頂。高銘和當天三點四十分過後登頂，已超過傳統的下午兩點關門時間。當天晚間，高銘和下山時在南坳「虛弱得再也走不動」，被兩名雪巴明瑪、尼瑪留在標高8,291公尺的積雪山脊，和「山痴」領隊費雪一起在暴風雪中露宿了一夜。
5月11日下午，三名雪巴找到在岩棚上的費雪和高銘和，斷定費雪回生乏術，便予以放棄，把嚴重凍傷、尚能行動的高銘和搬運回四號營。高銘和最後在二號營由直升機送到醫院。
和前一年登麥金利山的歷程如出一轍，高銘和雖然登頂了，他沒有能力自行下山，在高海拔處受困。如果不是有人搭救，他的下場可想而知。
高銘和在聖母峰奇蹟式的生還，構成了他的傳奇，使他成為勵志典型。但高銘和和他召集的隊伍傷害了台灣的形象。
在登頂過程中，克拉庫爾多次提到臺灣隊，呈現的形象就是個雷包。
連幾章對台灣隊的抱怨
第八章〈二號營〉，作者敘述「霍爾和臺灣及南非領隊為了架近兩公里長繩索來保障洛子山壁的路線安全而吵了起來，吵得火氣都上來了」。大家原本講好：4月26日，每隊派一兩個隊員，合力在洛子山壁完成架繩索的工作。這天清晨，其他隊隊員出發了，「但原該一起出發的南非隊和臺灣隊雪巴還留在睡袋裡，不肯合作」。
第十二章〈三號營〉，作者抱怨「儘管霍爾和費雪以為高銘和不會在5月10日攻頂，但這位臺灣隊隊長顯然改變了主意，打算跟我們同一天出發」。
眾多登山隊同日登頂，造成壅塞，拖慢行動，導致後來氧氣不足，加上下山時遇到暴風雪，是5月10日到11日攻頂行動八人死亡的主因。高銘和事後則否認和紐西蘭隊和美國隊講好臺灣隊5月10日不攻頂。
在標高8,534公尺處，登頂雜牌軍碰上一系列需要拉繩而上的巨大岩階，隨著後來者加入，隊伍愈拉愈長，作者認為臺灣隊耽誤了其他隊伍登頂。
書中敘述：三位陪霍爾殿後的客戶赫奇森、塔斯克和卡西斯契克頗為進度落後而擔憂。他們前方是臺灣隊（高銘和和兩名雪巴），動作特別遲緩。赫奇森說：「他們的爬法很特別，貼得很近，幾乎像切片的土司麵包，一個貼一個，別人幾乎不可能超過去。我們花了不少時間等他們沿著繩索往上挪。」
臺灣隊體力與速度不足、溝通能力與合作精神欠缺，在人力資源稀缺的山上發生事故，勞動其他登山隊伍營救，是《聖母峰之死》呈現的客觀事實。
山難給世人的教訓
《聖母峰之死》是克拉庫爾根據他發表在《戶外》雜誌的報導擴充而成，經過各界嚴格檢驗。報導在《戶外》雜誌刊出前，編輯約見了同日登頂的另一名嚮導：美國「山痴」遠征隊的波克里夫做了事實查核。在1999年8月的〈後記〉中，克拉庫爾對波克里夫質疑《聖母峰之死》的《攀登》一書做了答辯。
克拉庫爾指出，波克里夫口述書籍《攀登》的執筆者狄華特，是業餘電影人，「對登山一無所知，也下來沒有造訪過尼泊爾山區」，只採訪了關鍵人物：三名倖存嚮導中的一人波克里夫。《聖母峰之死》採訪了這三人。高銘和的《九死一生》也是他個人單方面的說詞。
《聖母峰之死》呈現了臺灣隊很不光采的一面，在臺灣，有網友對此表示很生氣，有評論者極力讚揚高銘和的勇氣，批評克拉庫爾對臺灣隊的敘述是「種族歧視」。
我認為《聖母峰之死》作者坦誠回覆質疑，無愧記者操守，敘述相當可信。回顧以往，重新認清事實，我們才能翻過這一頁。
克拉庫爾在書中引用蘇格蘭登山家哈斯頓（Dougal Hasten）的話：「任何一件事出錯，都將是生死決戰。若你的訓練夠好，就能倖存，否則，大自然會要你付出代價。」這應是1996年聖母峰山難給世人的一大教訓。
（圖片來源：齊柏林基金會提供 ， 跑山幫臉書，齊柏林基金會）
2024.1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