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3pm
《放．新聞／調查專題②》台北市10歲女童兒保案，追到第二層，問題已經不只是「為什麼沒有及時安置」，而是更關鍵的一件事：
究竟是誰，一次又一次判定這個孩子仍然可以留在原家庭？
北市府面對質疑時多次強調，案件處理依循衛福部推動、全國一致使用的兒少保護結構化決策模式SDM，早期評估未達家外安置標準；直到後續風險升高，才重新研議安置。
這個說法沒有讓疑問消失。
反而讓一份從未公開的文件，成為全案最重要的關鍵——
SDM安全評估表。
SDM不是機器，最後仍然是人在做決定
SDM的目的，是透過結構化指標協助第一線兒保人員判斷兒童是否安全、是否需要家外安置，降低不同工作者之間的判斷落差。
但SDM不是電腦按下按鈕，就會自動決定孩子回家或離家。
資訊由人蒐集。
危險因素由人判斷。
評估結果由人填寫。
最後是否升高保護強度，也仍然需要專業與行政體系作出決策。
所以，「我們依照SDM」不能成為答案。
真正應該問的是：
台北市政府到底怎麼使用這套評估？
4次求安置，有沒有4次重新評估？
依目前公開錄音及議員揭露資料，女童曾多次向社工表達希望被安置，約4次以上。
如果這些陳述屬實，每一次都應該成為重要的兒保資訊。
第一次求助後，有沒有重新做安全評估？
第二次呢？
第三次、第四次呢？
如果都有，為什麼評估結果始終沒有讓保護措施明顯升級？
如果沒有，為什麼一個10歲孩子反覆說想離開家庭，仍不足以觸發新的安全評估？
這是SDM紀錄必須回答的第一個問題。
「不想進機構」，不等於「願意繼續住家裡」
北市府曾表示，外界公開的錄音並不完整，女童也曾表達不願被安置。
但這裡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差別。
不想住家裡，與害怕進入陌生安置機構，完全可以同時存在。
一個10歲孩子可能害怕原來的家庭環境，也可能害怕離開熟悉的人、進入陌生場所。
而家外安置也不只有機構一種形式，依兒少保護制度，還可能包括寄養、適當親屬、第三人或其他安置方式。
因此真正該查的是：
北市府當時有沒有向孩子充分說明不同選項？
有沒有了解她真正害怕的是什麼？
還是最後把問題簡化成「回家」與「進機構」的二選一？
兒童意願不能只挑其中一句來解讀。
6月已說「不想住家裡」，為何7月底才說「狀況有變」？
這是目前整個SDM時間序最明顯的斷點之一。
依公開資料，女童6月已經明確表達不想繼續住在家裡。
但是北市府後來表示，到了7月底追蹤發現「個案狀況有變」，才重新研議安置。
那麼6月到7月底之間發生了什麼？
孩子明確拒絕原有居住環境，有沒有被列入新的安全評估？
有沒有送交督導重新覆核？
如果有，為什麼評估結果沒有立即改變？
如果沒有，又是為什麼？
這一個多月的評估紀錄，是全案必須調出的關鍵資料。
15歲二女兒出現風險，有沒有改變妹妹的評估？
依目前公開資訊，這個家庭的15歲二女兒在7月也出現性安全相關風險。
這件事非常重要。
如果同一家庭內另一名未成年女兒也出現重大安全警訊，理應影響對整個家庭環境、主要照顧者保護能力及10歲妹妹安全程度的判斷。
問題是：
這項新資訊有沒有進入10歲女童的風險評估？
兩姊妹的案件有沒有被放在同一個家庭風險架構下討論？
還是兩個孩子各自成案、各自處理？
如果政府把同一家庭不同孩子面臨的危險切割處理，再精密的評估工具，也可能只看見局部。
為什麼要走到自傷，風險才真正升高？
8月13日，10歲女童出現自傷。
北市府之後說明，後續因個案狀況、家庭及支持網絡發生變化，因此重新提高保護強度。
但是最令人不安的問題仍然存在：
為什麼一定要走到自傷？
如果孩子此前已經多次希望安置，6月明確表示不想住家裡，同一家庭的15歲二女兒又出現性安全風險，那麼自傷究竟是一個突然出現的「新風險」，還是前面多項警訊持續累積後的結果？
如果必須等到孩子傷害自己，風險評估才足以跨過更高的保護門檻，那麼需要檢討的就不只是一名承辦人員的判斷。
而是整套制度究竟如何理解孩子的求救。
北市府應公布去識別化SDM決策時間序
釐清這件事，不需要公布孩子姓名，更不應公開任何足以辨識女童身分的敏感內容。
台北市政府只需要公布去識別化後的重大決策時間序：
2025年12月底第一次安全評估結果為何？
女童第一次要求安置後，有沒有重新評估？
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呢？
6月拒絕繼續住在家裡後，評估有沒有改變？
7月二女兒出現安全風險後，有沒有重新檢視整個家庭？
7月底究竟出現什麼因素，讓北市府開始重新研議安置？
8月13日自傷後，評估又如何改變？
這些答案應該都存在政府卷宗裡。
衛福部也不能站在旁邊
北市府既然一再強調使用的是中央衛福部建立、全國採用的SDM制度，中央就不能只把這件事視為地方個案。
如果北市使用錯誤，衛福部應該查清楚錯在哪一個環節。
如果北市確實按照中央規範操作，而結果仍然是孩子多次求助、拒絕原有居住環境，最後走到自傷才提高保護強度，那麼中央就必須回答：
是不是SDM制度本身也存在需要修正的地方？
地方不能拿中央標準當擋箭牌。
中央也不能拿地方執行當防火牆。
不要追打一名社工，要追整條決策鏈
這起案件最不應該出現的結果，就是最後找出一名第一線社工承擔所有責任。
真正需要檢查的是整條決策鏈。
第一線社工看到了什麼？
督導知道了什麼？
跨網絡會議討論了什麼？
主管核定了什麼？
孩子一次又一次表達不願繼續原來的生活時，究竟是哪一個層級仍然認為現有安全計畫足夠？
這才是應該追究的問題。
一個10歲孩子不需要懂什麼叫SDM。
她只知道自己害怕。
她說過想離開。
她說過不想住家裡。
政府真正必須回答的是：
為什麼一套原本用來保護孩子的評估制度，沒有更早把她一次又一次的求救，轉化成真正的保護行動？
答案，就藏在這8個月的一張張評估表與一次次決策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