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1pm
如果10歲女童長達240天未獲安置，只是一件極端複雜、極少數的個案，台北市政府或許還能將問題歸因於一次困難的專業判斷。
但審計資料讓這個說法變得更難成立。
審計部先前針對台北市相關業務查核時，就已經指出北市兒少權益案件存在處理延宕問題。
截至統計時間，北市共有303件涉及兒少權益的調查或裁處案件超過法定期限。
這個數字真正令人不安的地方，不只是303件很多。
而是時間。
這些制度性警訊，早在10歲女童案件進入兒保系統以前就已經存在。
也就是說，現在外界從10歲女孩身上看到的行政延遲、案件分流、第一線負荷與風險判斷問題，並不是等到這個孩子出事後才第一次出現。
審計機關早就提醒過。
審計資料還指出，兒少保護案件的通報與篩派存在需要改善之處，包括無效通報占一定比例、案件篩選仍高度依賴人工處理，以及資訊工具與跨系統整合不足。
人工判斷當然不是錯。
兒少保護也不可能交給一套電腦程式決定孩子該不該被帶走。
問題是，當第一線每天面對大量個案，而且不同案件風險訊號零碎散落在學校、醫療、警政、社政等不同系統裡，如果沒有第二道、第三道機制協助把高風險案件挑出來，再有經驗的社工也可能被龐大的工作量淹沒。
這正好與苗博雅8月31日在議會揭露的情況重疊。
10歲女童案裡，第一線不是沒做事。
北市府自己提出的數字是，8個月期間進行714次面訪、電話、網路聯繫及相關服務。
但另一方面，這麼高度複雜的個案，社安網個案研討會只開過一次，區級社安網會議0次，更高層級也沒有真正進場。
這就是苗博雅所說的：
「高層擺爛、基層代償。」
當案件沒有往上走，資源自然進不來。
於是第一線只能用更多訪視、更多電話、更多時間去填補制度沒有提供的支援。
對一般行政案件而言，超過法定期限可能只是效率不好。
但兒少保護不是一般行政案件。
一個孩子如果正在高風險家庭環境裡，多延誤一天，就可能多暴露在危險裡一天。
因此303件逾期案件的意義，不能只當成一張行政績效表上的紅字。
它問的是更根本的問題：
台北市到底有多少個孩子，曾經在制度還沒有做完決定以前，只能繼續待在原來的風險裡等待？
10歲女童案曝光後，蔣萬安已宣布包括「類家內成員」納入SDM評估、第二道風險複核、短期家庭式庇護以及增加社工支持等改革措施。
改革當然必要。
但審計資料也留下另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
既然制度警訊早就存在，為什麼沒有在一個10歲孩子受到更多傷害以前，就把漏洞補起來？
如果改革一定要靠一個孩子的傷痕來換，那個代價實在太大。
（圖片來源：AI生成）
2026.08.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