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討厭蔣家」是公共倫理！中興大學教授王升陽：市長家庭還競逐25個稀缺名額　「合法但不漂亮、合規卻不知避嫌」

「一個已經擁有比多數人更多選擇、資源與身分優勢的家庭，是否還應該動用稀缺的公共資源，去取得原本旨在擴大一般學生國際機會的名額？」

王升陽強調，現階段不能只憑媒體報導就直接斷定甄選舞弊，然而蔣萬安一家在政治倫理上「確實缺乏分寸」，台北市教育局也有責任把整個甄選程序攤在陽光下。

他把整場爭議拆成三層：合不合法、有沒有特權，以及最根本的——應不應該。

25個名額不是人人都有　而是有競爭、有排他性的公共資源

王升陽指出，北市這項交換計畫正取只有25人，由教育局組成甄選委員會，進行書面審查及英語面談後決定錄取名單。

教育局正式計畫顯示，115學年度正取25名、備取10名；一般學生依家庭所得級距，可獲得20萬元或7.5萬元補助，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學生則補助70萬元。經濟弱勢學生原則上保障至多3個名額。

王升陽因此指出，這不是一項每個學生只要符合資格就能得到的普遍福利，而是一項有名額限制、有人錄取就有人落選的競爭性公共資源。

這也是為什麼蔣萬安宣布「不領補助」後，問題並沒有消失。

真正稀缺的從來不只是7.5萬元或20萬元。

真正稀缺的是25個名額。

第一層：合法嗎？美國籍並未被簡章排除　但簽證條文出現疑問

王升陽首先把「合法性」與政治倫理分開。

他指出，現行報名資格並沒有明文排除雙重國籍或美國籍學生，因此如果蔣得立符合學籍、成績、英文能力等條件，單就提出申請而言，不能因為外界不喜歡蔣家，就直接認定他「沒有資格」。

北市教育局也表示，計畫並未設置國籍限制，今年有數名學生具有雙重國籍，過去也有雙重國籍學生參加的前例。

但王升陽認為，另一個問題仍需要教育局清楚交代。

115學年度正式計畫的「選送學生須知」明載，赴美交換學生除了必須通過美方審核及ELTiS測驗，如果「未通過審核或無法取得學生簽證，其錄取資格即取消」；另也規定，因個人因素或安置規定致「無法取得簽證或安置者」，選送資格即取消。

而美國J-1交換訪客簽證，是提供外國人士參與美國核准交換計畫的非移民簽證，高中交換學生也屬其中一類。

蔣得立本身是美國公民，當然不必、也不是以一般外國人的身分申請美國入境簽證。

因此王升陽提出的問題是：正式計畫既然把取得學生簽證列為條件，美國籍學生究竟如何適用這條規定？

北市教育局的解釋是，是否需要申請簽證應視各國規定，如果學生具有入境資格，自然無須另外申請學生簽證。

王升陽則認為，教育局不能只用一句「一切依規定辦理」帶過，必須公開說明交換機構及美方學校如何認定他的身分。尤其J-1高中交換計畫不只是入境許可，也牽涉特定的文化交換制度、寄宿家庭與公立高中安置；不能把「有美國護照可以進美國」直接等同於「符合J-1交換計畫資格」。

第二層：沒有證據說作弊　但利益衝突的「外觀」已經存在

王升陽接著談到第二層問題——特權。

他特別強調，蔣得立成績好、英文程度好，完全可能憑自己的能力通過甄選，因此不能因為他的父親叫蔣萬安，就倒過來推論甄選一定作弊。

但問題也正在這裡。

這項計畫的主辦單位就是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正式計畫載明，市級複選由教育局組成甄選委員會，進行書面審查及英語面談。

而錄取學生的父親，正是台北市政府的行政首長。

王升陽直指：「這是教科書式的利益衝突外觀。」

因此，即使從頭到尾真的沒有人關說，仍有一連串問題應該由市府公開回答：

承辦人員與甄選委員知不知道他的身分？評審是否匿名？蔣萬安本人有沒有簽核相關預算或計畫？教育局是否事先進行利益迴避？

蔣萬安已表示，兒子是依照公開規定提出申請、經過正式甄選，他本人「從頭到尾都沒有介入甄選」，並宣布不領取相關補助。

但王升陽認為，公共倫理對掌權者的要求不能只停留在「我沒有作弊」。

他寫道：

「公職人員處理這類事情，不能只要求『我沒有作弊』，還要做到讓社會有充分理由相信不可能作弊。」

第三層最刺眼：不是能不能拿　而是應不應該拿

王升陽認為，前兩層都還不是整件事情最核心之處。

他最在意的是第三層——應不應該。

蔣得立是美國公民，家庭經濟條件優渥，父親又是首都市長。他如果想赴美讀書、生活或增廣見聞，家裡完全有能力自行安排。

王升陽指出，美國公民身分本身，就是許多台灣孩子一生未必能取得的巨大優勢。在這種條件下，仍然參加只有25個正取名額的市政府交換學生計畫，即使整個程序最後證明百分之百合法，他仍然認為：

「合法但不漂亮，合規卻不知避嫌。」

他進一步指出，法律上的平等固然代表有錢、有權勢家庭的孩子也具有參與公共計畫的權利，但公共資源真正需要考量的，還包括同一項資源對不同家庭的價值。

王升陽寫道：

「7.5萬元對蔣家可能只是象徵性的補助；這個交換名額對另一個普通家庭的孩子，卻可能是人生唯一一次走出去的機會。」

這也是王升陽整篇貼文最尖銳的地方。

他認為，蔣家後代一方面享有家族姓名帶來的政治資本、社會能見度與人脈資源；另一方面又以「普通家庭、普通孩子」的身分，主張自己與所有人一樣有權競逐公共資源。

法律上，他們當然是平民，也有平等參與的權利。

但王升陽指出，平等不只是有錢有勢者也能拿，更要看到稀缺資源對不同人的價值完全不同。

不領補助仍沒有回答「名額」問題

蔣萬安宣布不領取補助後，爭議並沒有因此終結。

北市教育局則強調，115學年度簡章主要內容與前一年相同，並非為特定人士修改；今年以經濟弱勢身分申請、且通過甄選者均取得正取資格，因此沒有排擠弱勢學生權益。

這項說明至少釐清一件事：蔣得立取得的不是原本保障給低收入或中低收入學生的弱勢保障名額。

但王升陽所提出的問題，仍然存在。

因為這個計畫總共就是25個正取名額。

錢可以不要，名額卻已經使用。

對一個本來就有能力自行安排孩子赴美、而且孩子還具有美國公民身分的市長家庭而言，是否有必要進入這個由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的競爭性計畫，本來就是另一個層次的公共倫理問題。

王升陽：真正懂公共倫理的市長家庭　根本不該讓事情走到這一步

王升陽最後把整件事情拉回政治人物家庭應有的分寸。

他表示，自己的結論並不是「蔣得立一定靠特權錄取」，因為目前證據還不足，不能做這種指控。

但他非常明確地寫道：

「真正懂得公共倫理的市長家庭，根本不應讓事情走到需要社會追問是否作弊的地步。」

王升陽認為，孩子當然可以出國，家庭也完全可以自費；真正不應該發生的，是一邊掌握制度，一邊讓自己的家人競逐制度下最稀缺的名額。

他最後寫道：

「這不是要求政治人物的孩子失去一般人的權利，而是要求掌權者明白：身分帶來的從來不只榮耀，也包括節制與避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