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專輯》美中關係權威人士沈大偉：美國兩黨已凝聚反華政策深層共識

美國共和、民主兩黨雖然在政策、立場上各有不同信念，也有各自支持、不支持川普的原因，但在「美國優先」的前提下，凝聚成反華的深層共識，這種根據國家利益的政策取決，或許也值得台灣的兩黨好好思考。

文／放言編輯部資深編輯　黨一馨

貿易戰開打、美中關係緊張，美國共和、民主兩黨即便對於政策有截然不同的信念及立場，對於川普（Donald Trump）當然也未必都認同，但美中關係權威人士沈大偉（David Shambaugh）撰文指出，現今兩黨對華政策已凝聚出高度共識。中國的政策與行動如果沒有實質性地朝著國內更自由、國外更克制方向逆轉，美國強硬反華立場恐將無限期地持續下去。

美中關係緊張非一夜之間造成

貿易戰開打至今、美中關係緊張，中國或者還陷迷思，以為這一切是「川普作風」導致，企圖以各種手段干預美國選舉。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中國政策研究項目主任沈大偉是美國知名的中國與亞洲事務專家，曾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國際戰略研究所、外交關係委員會、美國亞太安全理事會等機構的成員，閱歷豐富、觀點獨到，素來也被稱為「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近日撰文指出，如今美國的現況是，即便對於把關稅作為國家經濟手段的效果有不同看法，但民主黨也不會反對川普的對華政策。美國兩黨能夠凝聚共識，有歷史的沉積及脈絡，最主要還是中國行徑太誇張，連美國公民都有深切感受。沈大偉認為，這種趨勢是隨著時間逐漸發展起來的，並非出現於一夜之間。

中國在各國的「影響力活動」引擔憂反華意識逐漸形塑

沈大偉文中提及，早在歐巴馬執政期間，一種新的全國和兩黨共識不知不覺地開始在美國政治圈內形成，這種新共識與美國社會各領域益加感受到中國開始變得日益棘手有關。

美國軍方和安全部門長期以來一直關注著中國的軍事現代化及其在亞洲和整個印太地區的軍事擴張。自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及其他國家）的企業開始覺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受擠壓和歧視。外國非政府組織感受到中國新的《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的限制影響，許多人放棄了在中國的工作。學者們發現在中國進行學術研究越來越難，檔案、圖書館、訪談、實地調查及其他機會都越來越受限制。並中國國內的安全部門也加强了對外國人士的監視，入境簽證已經收緊。中國在世界舞台上的存在感越來越强，開始在其影響力未曾到達的地區與美國發生衝突。從2017年以來，中國在美國和其他國家發展的「影響力活動」成強烈隱憂！

因此，不同行業、不同領域在幾年間漸漸形塑了對中國的廣泛牴觸，它代表著一種新共識–一種反華共識。也因此，美國對中國的思考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中美關係處於近30年來最低點。

反對「共產主義中國」並同情台灣跨越黨派界限

長期以來，民主黨和共和黨雖難以就美國的對華政策達成兩黨共識，但兩黨還是存在著「最大公約數」。

在1972年尼克森總統戲劇性地對中國打開大門之後，並非所有美國人都支持這種做法。儘管它具有歷史意義，而且美國公眾對中國顯示出了好奇心，但國會裡仍然有許多人反對「共產主義中國」，並且同情台灣。這種反對是跨越黨派界限的。

從上世紀80年代，隨著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美國媒体出現一種新的自由中國的時代思潮，美國社會也為之吸引。鄧小平兩次被《時代》周刊評為「年度人物」。中國的國際化總理趙紫陽身穿雙排扣西裝訪問美國，給人們留下了積極的印象。一個脫離共產主義的、改革的新中國形象開始滲入美國人的意識。兩黨及全國也因此第一次形成了真正的共識，支持與中國的接觸。美國遊客、學生、公司、基金、銀行和媒体開始大批前往中國。

天安門事件讓美中關係踩剎車從布希到歐巴馬對中猜忌日增

但，隨後1989年天安門事件的發生，打破了美國對中國的期待與想像，雖然當時多數美國人認為與中國的交好必須踩煞車「一切照舊」，但對於「懲罰」北京當局的力度，以及怎樣做才能不傷害到中國「人民」，各方並無统一意見，這就是當時美國公民、國會、老布希政府和第一屆柯林頓政府時期各黨派人士的心態反映。

但後來，隨著美國的歐洲盟友和亞洲盟友皆放鬆對中國的懲罰，並在90年代中期開始重新與北京進行接觸，第二屆柯林頓政府也開始了與北京的重新交往，但在當時這並未獲得全國性的兩黨有共識的支持。尤其中國加入WTO的爭議特別大，柯林頓總統和小布希總統需要動用所有政治力量才達成了中國入會的協議。

在柯林頓之後的布希政府（2001-2009年）期間，圍繞著兩面下注的「戰略對衝」政策，某種新的共識再次出現了。該政策旨在有選擇地與中國接觸，同時在亞洲地區內對其加以遏制。對中國的戰略猜忌日益增加，這一新共識漸漸佔上風。歐巴馬政府基本遵循了這種二元策略，但它並未動用軍事力量或行使戰略威望，來抑制中國在亞洲日漸武斷的行為。

共識終凝聚而成：民主黨也不反對川普的對華政策

可以說，川普在2016年總统大選，就順勢這種日益高漲的反華情緒。川普一上任，政府就推出《國家安全戰略》和《國防戰略》，在這兩份文件中首次明確地將中國定義為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接着，川普政府制定了「全政府」和「全社會」應對戰略，以便廣泛、强硬地對付中國。

沈大偉分析，如果美國政界沒有深層次的跨越兩黨的共識，這樣的戰略就不可能制定出來，更不用說去實施。雖然對把關稅作為國家經濟手段的效果有不同看法，但民主黨絕對不會反對川普的對華政策。事實上，就算當時當選總統的是希拉蕊·柯林頓，很可能這樣一系列的政策還是會產生。川普政府的强硬政策反映了國會的態度，也得到了國會的支持。國會在廣泛的領域中對中國進行了反擊。

沈大偉撰文中提到，打擊中國政府機關種種涉嫌違法行為的努力，最近被整合到了國會兩黨大力支持通過的《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案》，該法案8月份由川普總統簽署成為法律。該年度法律，以及目前正在國會審議的十幾項與中國有關的立法條款，都擁有來自兩黨的「英雄所見略同」，例如共和黨參議員馬可·魯比奥（佛羅里達州共和黨議員）和約翰·科寧（德克薩斯州共和黨議）就找到了他們之間共同的擔憂關切，並且還與伊莉莎白·沃倫（馬薩諸塞州民主黨議員）、查爾斯·舒默（紐約州民主黨議員）和帕特里克·萊希（佛蒙特州民主黨議員）等民主黨人攜手合作。而眾議院也有類似的跨黨派反華政治聯盟。

聯邦也呼籲全美公民齊反對中國惡意的「影響力活動」

而聯邦機構也回應行政部門做出的政策决定，回擊中國對美國的多重挑戰。例如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就呼籲「全社會」一起反對抵制中國惡意的「影響力活動」。可以說自從近50年前尼克森對中國開放以來，從來沒有哪屆美國政府對中國的敵意感受、知覺的如此清晰，並且採取明確行動。

因著這些發展的脈絡和歷程，一種真正的兩黨共識已經形成，因此沈大偉認為，除非習近平政權的對內高壓和對外獨斷與政策出現根本的質變，不然這種共識不太可能發生改變，就算中國意圖插手選舉得逞，反華的意識大概還會是一致的。也就是說，中國的政策與行動如果沒有實質性地朝著國內更自由、國外更克制的方向逆轉，那麼美國新的對華强硬立場就會無限期地持續下去。

美中關係邁入新階段，有望成為新的常態，演變有其脈絡與因由，絕大部分是中國咎由自取，而非川普風格使然。美國共和、民主兩黨雖然在政策、立場上有不同的信念，也有各自支持、不支持川普的原因，但在「美國優先」的前提下，凝聚成反華的深層共識，這種根據國家利益的政策取決，或許也值得台灣的兩黨好好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