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這個框架,民進黨可以自然地說:兩蔣的反共是歷史貢獻,至今仍應延續,但兩蔣的威權是不必要且應被否定。
中國國民黨近期趨向染紅,包括黨主席鄭麗文公開祭拜共諜吳石、中常委高喊「完成祖國統一」,使外界認為該黨正加速向中共靠攏,民進黨也強烈批判國民黨背離兩蔣反共路線,但很快也陷入另一個棘手局面,即民進黨能否肯定兩蔣「反共」的歷史定位,而不因此否定自己長年強調的威權批判?
政治論述兩難
這確實是一個政治與論述上的兩難。
民進黨長期以二二八、白色恐怖、戒嚴壓迫作為政黨認同基礎;若肯定兩蔣擋住中共進犯、使得台灣免於赤化,是否等於承認威權統治的「必要性」?
反之,如果拒絕承認兩蔣反共的歷史貢獻,就很難有正當性批判國民黨今日親共化的轉向,也難以說服中間選民相信自己在國家安全議題上的主張(例如大幅增加國防預算)。
舉個最近的例子,賴清德總統近日發文紀念在徐蚌會戰中自裁殉國的黃百韜將軍,推崇他「展現軍人風範,最後選擇以生命捍衛信念,所展現的忠誠、勇氣與責任,留給台灣最深刻的提醒。」「回顧這段戰爭,讓人省思當年曾有多少志士英豪,用生命力抗共黨威權;更要記取教訓,注意威權勢力對台灣的滲透與影響。」
賴總統在黃百韜戰死殉國紀念日發文,用意自然是要提醒國人,並凸顯鄭麗文去祭拜共諜吳石的荒謬性,但他把共產黨等同於「威權」,也讓反對他的人質疑:按照賴的邏輯,當年反共到底的蔣介石,是否應算是「反威權的第一人」;若要向黃百韜致敬,「歸根結柢,首先要向作戰總指揮蔣介石致敬」,甚至應該帶全體民進黨黨員到中正紀念堂向蔣介石道歉。
其實,這個矛盾並非不能解套,前提是民進黨必須調整歷史敘事的框架,不能再用「威權=全部錯誤」的簡化模式。
不能再非黑即白
台灣政治文化長期被「非黑即白」的歷史敘事主導。民進黨的傳統論述大致為:兩蔣時期=威權=壓迫=否定;民主化後=正確=自由=肯定。這樣的敘事在反威權的年代有其動員效果,但在今日國際局勢急遽轉變、北京威脅全面升高的背景下已經不敷使用。
更重要的是,台灣社會對歷史的理解也不再如此單一、扁平,相當多民眾能同時接受「威權體制有嚴重人權瑕疵,但兩蔣的反共政策確實避免台灣被中共吸收或武力吞併。」這並不矛盾,也不意味民眾支持威權,只是承認歷史的多面性。
但民進黨若仍堅持將「反共」與「威權統治」綁在一起,就等於把自己推向敘事死角。
要解決這個困局,民進黨必須清楚區分「國家安全策略」與「國家治理模式」的不同。
首先,反共是「國家戰略」層次的議題,其核心是:台灣要不要被中共統治?無論蔣介石、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或蔡英文,其實都不同程度採取了反制中國威脅的戰略,只是方式不同。可見「反共護台」並不是兩蔣發明的,而是國際潮流與地緣現實決定的。
其次,威權是「政治治理」層次的問題。戒嚴、特務體制、言論管制、人權壓迫,都是治理模式的選擇,而不是反共的必然結果。
民進黨如果能清楚說明:反共不必然等於威權,威權也不必然是反共的唯一途徑,就能脫離「肯定反共=肯定威權」的敘事陷阱。
所以民進黨的突破口就在於,承認兩蔣「阻擋中共」的歷史事實,但不美化其威權體制。
民進黨可以採取一種國際社會普遍、也是學界接受的敘事方式:一、肯定兩蔣在戰略上阻止中共進犯,保障台灣免於武力吞併,這是事實,也與民主價值並不衝突。
若1950年代台灣落入中共之手,今天就沒有民主制度、沒有選舉、當然也不會有民進黨執政。而中共現在對台灣的威脅,更凸顯當年兩蔣防衛的重要性,國民黨今日的親共化,則印證了該黨已經放棄兩蔣時期的反共精神。
二、同時強調:反共不需要用威權方式。
民進黨可以主張:若兩蔣採取民主治理,台灣仍然能抵禦中共。尤其自韓戰爆發美國協防台灣、特別是八二三金門砲戰之後,兩岸分立格局已然確立,威權的壓迫與國家安全目標無必然關聯,其後台灣走向民主化更證明了「民主與反共並不矛盾」。
如此一來,民進黨的立場就變成:肯定兩蔣的反共戰略角色,但不是肯定戒嚴,也不是替白色恐怖辯護。同樣地,批判兩蔣的威權,也並不是否定反共的重要性。
這是一套能夠兼顧歷史、現實與道德的敘事。台灣的生存靠反共,台灣的民主離不開反威權(反中共滲透、反跨境壓迫),所以台灣必須同時反共與反威權,這是民主國家的現代版反共路線。
用這個框架,民進黨可以自然地說:兩蔣的反共是歷史貢獻,至今仍應延續,但兩蔣的威權是不必要且應被否定。國民黨今日親共,是背離兩蔣反共精神,民進黨捍衛主權,是承接反共的國家安全責任,但在民主制度下完成。
這樣的論述既站得住腳,也符合國際現實,並能重建民進黨在國家安全議題上的可信度。從而,民進黨就能走出「兩蔣困局」,比國民黨更名正言順地主張:真正延續兩蔣反共精神的,其實是我們;背叛兩蔣反共傳統的,是今日的中國國民黨。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國史館,賴清德臉書;示意圖製作:放言設計部 傅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