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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長蔣萬安大兒子蔣得立，究竟是怎麼進入長年額滿、許多台北家長為了孩子入學必須提早多年設籍的師大附中國中部？
網路創作者邱丞正9月4日發文，從師大附中國中部的額滿學校制度、歷年分發門檻、直升高中部資格，一路追到額滿國中的轉學規定，把問題直接丟回台北市教育局。
其實整件事情不需要公開蔣得立的住址、戶籍謄本或任何未成年人的敏感個資，只要北市教育局把當年的行政程序說清楚，爭議就可以回答。
第一，蔣得立當年究竟是以「七年級新生分發」，還是「轉學生」身分進入師大附中國中部？
第二，如果是新生分發，112學年度師大附中國中部七年級核定招生容量、優先分發人數、設籍排序人數及實際報到情形究竟如何？
第三，如果是轉學，當時究竟哪一個年級出現缺額？學校何時公告？教育局何時核定？共有多少學生申請，最後又依什麼順位錄取？
三個問題，三套本來就應存在教育局或學校檔案裡的行政紀錄。
這才是這場爭議真正需要釐清的核心。
師大附中國中部不是想進就進 長年都是額滿學校
邱丞正首先點出一個最基本的前提：師大附中國中部是台北市長期熱門的額滿學校。
所謂額滿，不是只要戶籍搬進學區就保證可以進去。
依台北市公立國中新生分發制度，當一所學校預估入學人數超過可容納人數，就必須依優先分發資格、學生與父母共同設籍狀況及設籍時間等條件排序。
排到招生容量用完，後面的學生即使住在同一學區，仍可能被改分發到鄰近學校。
對許多台北家庭而言，這也是「學區房」之所以昂貴的原因。
家長不是在搶一張紙上的戶籍，而是在搶一個真正有限的公立學校名額。
為什麼大家搶師大附中？還有一條直升高中部的路
師大附中國中部之所以特別受到家長青睞，還有另一項一般公立國中沒有的優勢：國中部學生可以參加師大附中高中部直升招生。
依近年招生規定，一般名額約50名，另外還有特定身分外加名額；報名超過招生名額，再依國中教育會考、多元學習表現及志願序等項目比序。
換句話說，這是一條屬於師大附中國中部學生的升學管道。
不用先與整個基北區所有國中生一起競爭一般免試入學名額。
也因此，師大附中國中部一個七年級名額，背後牽動的不只是「去哪裡讀國中」，還可能影響3年後進入師大附中高中部的另一個機會。
這就是邱丞正認為，蔣得立當年的入學程序有必要被說明清楚的原因。
邱丞正為什麼起疑？因為蔣得立那一屆的設籍門檻很特別
邱丞正進一步整理師大附中國中部歷年額滿分發資料。
他發現，不同年度最後一名錄取學生的設籍時間差距很大，而蔣得立所屬的112學年度尤其醒目。
112學年度七年級最後設籍日落在2021年9月27日。
邱丞正以學生年齡換算後指出，前一屆有學生必須在年紀非常小的時候就完成設籍，蔣得立這一屆卻到了小學階段才設籍仍可能趕上分發門檻；到了其他年度，門檻又再度往前拉。
這就是他提出疑問的起點。
但這裡必須分清楚。
設籍截止時間大幅前後移動，本身不能證明有人為特定學生修改規則。
每一年的學區學生人數、優先分發資格人數、實際報到人數、班級容量，都可能讓最後設籍日出現變化。
所以真正有效的查核方式，不是猜。
而是北市教育局直接公布112學年度師大附中國中部七年級的招生容量、優先資格人數、一般排序人數及實際報到數。
數字攤開，為什麼那一年可以排到2021年9月27日，自然就有答案。
蔣得立究竟是不是「正常新生分發」？教育局一句話就能回答
因此，第一個問題其實最簡單。
蔣得立到底是不是以112學年度七年級新生資格，經過正常額滿學校分發進入師大附中國中部？
如果答案是「是」，那麼教育局只需要進一步說明：
當年師大附中國中部七年級核定多少班、多少名學生？
具有房屋或長期租賃等優先分發資格的學生有多少？
父母雙方與學生共同設籍者有多少？
最後實際報到多少人？
蔣得立是否就是依照與其他學生完全相同的排序機制取得入學資格？
這些都屬於制度與統計資料，不必公開任何孩子的住址。
真正更關鍵的是另一個傳聞：如果他是轉學生呢？
邱丞正文中還提出另一個目前仍待查證的網路說法：
蔣得立可能不是七年級直接進入師大附中國中部，而是先讀其他學校，之後再轉入。
目前並沒有官方證據證實這件事，因此不能把「先讀復興再轉師大附中」直接當成新聞事實。
但這個傳聞反而讓問題變得更容易查。
因為台北市對額滿國中的轉學生有非常清楚的規定。
額滿學校原則上不能在學期中隨意招收轉學生。
只有學生轉出或其他原因形成真正缺額，才能在寒暑假辦理轉入。
而且這個「缺額」不是校方看到教室還有一張桌子，就能自行決定多收一個人。
學校必須先統計各年級學生數及實際缺額，擬定轉入生申請計畫，事前送台北市教育局核定；核准後，再於規定期間公開公告缺額及申請方式。
如果申請學生比缺額多，還要依規定辦理排序。
因此，只要蔣得立真的是以轉學生身分進入，行政軌跡理論上非常完整。
如果是轉學 請把缺額怎麼來的說清楚
這也正是邱丞正原文質問最重的一段。
他寫道，如果蔣得立真的是「先入學其他學校，再轉入師大附中國中部」，那事情就更值得問。
因為一所理論上長期額滿的學校，為什麼那個時間點剛好出現可以招收轉學生的缺額？
這個缺額是哪一名學生正常轉出後產生？
是哪一個寒假或暑假出現？
當時一共有幾個缺額？
師大附中什麼時候把轉學生計畫送教育局？
教育局何時核定？
校方何時公開公告？
當時到底有多少家庭知道可以申請？
如果超過一個人搶同一個位置，最後依什麼規則決定？
這些問題都可以從行政文件直接回答。
甚至邱丞正特別提醒，依法需要保留學籍的中輟等情形，並不能任意被當作轉學生缺額。
因此，如果真的是轉學，最重要的不是「蔣得立住在哪裡」，而是：
那一個可以讓人轉進額滿學校的名額，到底是怎麼產生的？
不要公布孩子隱私 公布教育局自己的公文就好
這場爭議最容易被帶偏的地方，就是把所有追問都推向「未成年人隱私」。
其實完全不需要。
沒有人需要知道蔣得立的門牌號碼。
也不需要公開他的身分證字號、戶籍謄本、成績或家庭私人資訊。
北市教育局只要回答制度問題：
他是新生還是轉學生？
如果是新生，就公開那一年的分發統計。
如果是轉學，就公開那一年的缺額公告與核定資料。
一套公立學校招生制度如果公平，這些紀錄應該不怕任何人看。
一個名額對市長兒子與一般台北家庭 標準必須完全一樣
蔣得立近期因錄取建中後將赴美加交換一年，以及台北市教育局國際交換學生學習計畫是否涉及利益迴避，引發連串爭議。
現在外界又把時間往前追到他進入師大附中國中部的過程。
不能因為爭議一個接一個，就倒過來預設其中一定有特權。
但同樣不能因為當事人是市長的未成年兒子，就把本來可以用行政資料回答的公共問題全部封進「個資」兩個字裡。
尤其師大附中國中部是一所長年額滿的公立學校。
多少台北父母為了一個名額，提早數年設籍、搬家、租房，甚至咬牙購買昂貴學區房。
對這些家庭來說，規則從來不是抽象的。
差一天設籍，孩子就可能進不了那所學校。
因此現在北市教育局真正需要回答的，不是一大串讓人眼花撩亂的年份。
而是最簡單、也最關鍵的三件事：
蔣得立是新生，還是轉學生？
如果是新生，他依什麼公開排序取得名額？
如果是轉學生，那個缺額從哪裡來、誰核定、多少人一起競爭？
把這三件事情說清楚，就夠了。
一所公立額滿學校的一個名額，無論最後拿到它的是普通家庭的孩子，還是台北市長的兒子，來源、程序與規則，本來就應該完全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