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梓散步】從發現台灣到1624

台灣史的領域剛剛興起時，天下雜誌出版了《發現台灣》上下兩冊，那是當時的主流輿論首次關注台灣史的大眾閱讀，至今賣了二十多萬冊，應該是台灣史領域的超級暢銷書，當時引起了許多討論。

史觀很「中華」的《發現台灣》

高中時我開始對台灣史有興趣，那時關於台灣史的出版物不多，《發現台灣》是比較容易入門的作品，因此我也曾經讀過這兩冊大著。那時唸書有點囫圇吞棗，有關通史的部分，我還唸過戴國煇的《台灣總體相》，也嘗試想要讀連雅堂的《台灣通史》和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不過後來都因為不好讀而放棄。

我還記得我爸對我關注台灣史似乎有點欣慰，但看到我挑選的幾本書都露出不以為然的表情。比如提到戴國煇，他會略略點出戴國煇很左，那時我也不知道左是什麼，反正有關台灣史的書就是很少，有書就拿來先讀就對了。又比如《發現台灣》，他會說這書史觀很「中華」，那時我才注意到剛剛啟動的台灣史研究詮釋權在政治上是兵家必爭，不過當時書讀不多，體悟有限。

《發現台灣》引來的批評大概有幾點，第一個當然就是我剛提到的中華史觀，這和再早一點的「漢聲雜誌」有點像，出版台灣史必然得注意政府的意識形態，1992年台灣才剛剛民主化，此前甚至是威權主義國家，警總存在每個人心中，出版人有心做台灣史已經很可貴，很難用現在已經很普遍、甚至提醒到大家都覺得膩的「台灣主體性」來期待。

第二個問題就是《發現台灣》把台灣被納入全球貿易地圖的1624年定義成「發現」，這和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批評很類似，新大陸本來就在那裡，不是被歐洲人「發現」。台灣也本來就在那裡，不是等漢人或者荷蘭人「發現」。這個批評這幾年談的很多，我們早就習以為常，現在說台灣四百年史，都很容易招惹來原住民在哪的政治不正確批評，荷蘭人所「發現」的1624成為時間的節點，而不再是線性的開頭，這都是政治發展和民主化為台灣史領域帶來的改變。

屬於台灣的風采都與民主化、多元化有密切關係

幾週前我去了台南的臺灣歷史博物館看了《跨1624：世界島臺灣國際特展》，去那裡自是為了看從神戶市立博物館借展來的「世界四大洲圖・四十八國人物圖屏風」，屏風呈現了當時日本人從荷蘭人那邊學得的世界觀，藉著荷蘭人隻眼，把世界上各國人物的樣貌繪出，有種珍奇之感。

屏風內也有被稱為東寧的台灣，顯然描繪的是荷鄭時期的台灣風采。不過特展的題目用了「跨」，自要是有一種跨越、跨度、跨時之感，整個展都在提醒我們，如果把1624當作一個節點，當時的世界是什麼樣貌？當時的台灣又是什麼角色？我們常常說的海洋台灣，在當時又是如何波瀾壯闊的與全球貿易連結在一起。

展場外的教案也很值得參考，先提醒了麥哲倫在菲律賓被殺的故事，談到菲律賓宿霧的原住民酋長拉普拉普（Lapu-Lapu）對外來殖民者的反抗，與後來的民族英雄詮釋，問大家要怎麼討論與外來者互動的歷史。接著就以赤崁樓的「鄭成功議和圖」塑像提醒大家裡面是不是少了原住民的角色？用行動告訴大家博物館除了如實呈現過去，也應該負有教育和提醒的功能。其後展出了一尊由魯凱族藝術家唐榮（Maicusu Dalapadhane）在1945年受屏東縣政府委託製作的「台灣皇帝」塑像，其實那騎馬塑像就是鄭成功，被用以取代神明離去後的日本神社尊位，不落人有重大事務比如結婚，都會去神社參拜這尊皇帝塑像。聽起來有點前現代，不過也呈現了當時政府統治原住民的方式。

這些具有反省性、多樣性，以節點方式呈現海洋台灣和原住民的策展角度，如今看來並不奇特，前陣子故宮才有個相關主題的特展落幕。不過時間往前推，2003年時杜正勝在故宮當院長，推出「福爾摩莎：十七世紀的臺灣、荷蘭與東亞」時，就引起過很多各式各樣的討論。

有論者認為以明清宮廷藏品為主的故宮怎麼可以展出台灣史主題，也有論者認為故宮是與時俱進，走出舊格局。當時的展品也很精彩，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番社采風圖」，原住民獵鹿的畫面佐以旁邊的日本武士鹿皮盔甲，提到當時佔台灣對外貿易最大宗的鹿皮出口，以佐證十七世紀時台灣作為海洋貿易節點的樣貌，對當時的我來說也是大開眼界。

我們仔細思索台灣史的出版和展出從禁忌，到發現台灣，一直到如今的多元風采，一路走來的變化其實和台灣民主化、多元化有著密切的關係。民主化了社會更開放多元，自然各種多元的詮釋角度都應該被討論、被認真看待，隨著越來越多的藏品、史料出土，以及博物館的國際連結，也引發了我們對於認識自己、認識過去的更深刻思考。

走出《跨1624：世界島臺灣國際特展》，回到臺史博的常設展空間，那艘大大的戎克船，船帆上寫著「勸君切莫過台灣，台灣恰似鬼門關。千個人去無人轉，知生知死誰都難。」這樣想一想，跨過黑水溝之後，我們已經走了好遠了。

（圖片來源：讀者提供；示意圖製作：放言視覺設計部  林巧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