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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大濛》的范春在影射誰，凌宗魁表示，「其實編劇團隊非常高明，用這個角色反映一整個殖民統治集團階層，忠於自身利益犧牲他人所換取的集體優渥命運，還有人去換個姓在當市長呢！賣燈具怎麼了嗎？」

仔細思索台灣史的出版和展出從禁忌，到發現台灣，一直到如今的多元風采，一路走來的變化其實和台灣民主化、多元化有著密切的關係⋯⋯

因為錯綜複雜的歷史緣故，台灣人對過去的認識，有嚴重的智識不全症⋯⋯

「我們不該被強迫成為OO人。」Kolas Yotaka強調，我們要先成為自自然然的一個「人」，並且可在台灣寫、教、說、看、辯論自己的歷史，「這一切都要非常自然才對」。

雖然陳耀昌還未將「牡丹社事件」書寫成著作，但已出版《傀儡花》、《獅頭花》到《苦楝花Bangas》三部曲後，陳耀昌強調，美國羅妹號事件、日本牡丹社事件、清朝淮軍的獅頭社戰役，是台灣史上三大抵抗外國勢力事件，對台灣歷史更有相當的影響。

羅妹號英文念作「Rover」，為何會叫羅妹號，陳耀昌解釋，當時的外來語都會翻成台語（福佬話）才會翻成「羅妹」，豬朥束社（Ciljasuaq）也是如此。雖然當時原住民居多，但寫入史冊的文字通常會使用福佬話。

曹永和先生所代表的，不僅是一個新的史學觀點，也是在那個充滿肅殺的政治氛圍下，選擇明哲保身，但是用一生的認真與篤實，溫柔與安靜，回應白色恐怖烙印與歷史粗暴的典範。

「我當年第一次到台北來，就是爸媽帶我到二二八公園，當時叫新公園，來看這個博物館跟火車頭；當時我是小學五、六年級，現在是我的孫女小學五年級要升六年級了，她們也來看過很多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