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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景森表示，「不是台幣被低估，是台灣勞工被低估！」
台灣近年經濟表現亮眼，GDP（國內生產總值）已超越澳洲、德國與日本，但《經濟學人》指出，亮眼成績背後其實隱藏著嚴重的結構性失衡，中央銀行抑制新台幣匯率，以免於貨幣升值衝擊出口導向的經濟，可能步入「荷蘭病」情況，造成經濟嚴重失衡，形成所謂的「台灣病」（Taiwanese disease）或「福爾摩沙流感」（Formosan flu）。對此，前行政院政務委員張景森表示，「不是台幣被低估，是台灣勞工被低估！」他呼籲，獲利的企業若是不加薪，就要加稅。
張景森今（17日）於臉書談論《經濟學人》眼中的「台灣病」。他指出，「十個經濟學家有十一種意見，其中英國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Keynes）就有兩種不同的意見，這是經濟學界常拿來自嘲的一個老笑話」。
張景森提到，他曾在行政院經建會擔任8年副主委，除了主委是真正偉大的經濟學家，每個星期開的委員會，都會討論當前的經濟問題，部會代表及專家學者也多半是經濟學背景。張景森說，雖然他的工作不直接鑽進經濟理論，但長年和經濟學家一起討論政策，讓他深刻體會，「經濟學是變化莫測的學問，每一個問題永遠有不同的解法」。
張景森提到，這次《經濟學人》點名台灣經濟的結構病灶，把焦點放在匯率，認為台灣長期低估新台幣，導致經濟對出口依賴過高、內需產業不振、薪資長期停滯、勞動所得佔比低落；房價遭大量資金推高、壽險業美元資產過度累積，構成系統性的金融風險，「從表面數字看，的確很有說服力」。
張景森指出，2024 年，台灣上市櫃公司合計稅前盈餘超過5兆元，年增 36.8%，「是近十年次高，僅略低於 2021 年高點」。他續指，同一時間，勞工端看到的是，以 2025 年前9個月為例，平均「實質經常性薪資」只有 4 萬 3652 元，年增 1.21%；就連把年終、加班費都算進去的「實質總薪資」，年增也只有 1.87%，而且將近七成（69.77%）的受僱者，薪水低於平均值。
張景森表示，2023 年本國全時受僱員工的年薪中位數大約 56 萬元，年增約 2% 左右，「也遠遠追不上企業獲利成長的速度」。他接續指出，房市更不用多說，根據內政部統計顯示，台北市房價所得比從 2004 年約 6.4 倍，一路飆升到 2024 年底約 16.43 倍； 國際資料庫 Numbeo 2023 年的估算，全台房價所得比約 20.1，在全球名列前段班，「換句話說，一個人不吃不喝要存 20 年 才買得起房子」。
因此，張景森直言，「《經濟學人》看到這些數字，會說台灣得了『匯率型的結構病』，並不奇怪」。張景森說道，病症共識很高，爭論在「怎麼治」與「先治哪一項」。他將最近各方提出的評論、分析、解方都看了一遍，並大致分為三類。
一、匯率派：認為應該從匯率下手，要央行放手讓台幣升值，削弱出口部門的超額利潤，逼產業升級，讓資源回流內需。
二、結構派：主張問題不在央行，而在勞動政策、產業政策、教育體系，應從勞資關係與產業結構著手。
三、系統改革派：認為每一個系統都有問題，只能走「方向明確、溫和穩健、小步快走」的長期改革路線。
張景森表示，大家對「病症」其實共識很高，包涵企業利潤創新高、勞工薪資成長緩慢、內需偏弱、房價與所得嚴重失衡。而真正有分期的，是「藥從哪裡下？要多重？要先吃哪一帖？」
張景森認為，經濟改革的第一順位，是「提高薪資」。他指出，在一堆解方裡，選擇從薪資停滯這一塊先下手，「最主要是小弟認為台灣有條件做這件事，獲利企業應該要加薪，卻不肯加薪」。
張景森表示，加薪不只是勞工荷包的問題，而是整個經濟體的「循環核心」：
一、勞工所得太低 → 內需自然偏弱。
二、內需弱 → 產業只能繼續靠出口、靠少數科技龍頭撐。
三、經濟太依賴出口 → 匯率討論永遠會被鎖在「不能亂動」的框架裡。
四、為了穩定匯率釋出的資金 → 最後大半跑進房市和資產市場，加劇價格扭曲。
張景森說明，《經濟學人》從匯率看到的是「症狀」，但真正的「源頭」，在於「企業獲利與勞工所得之間，斷了一條本來應該存在的『分配管道』」。
有關具體解方，張景森認為，有能力加薪的產業和企業做要先做，先鎖定「獲利產業」，尤其是「高獲利產業」。他指出，第一步要直接鎖定獲利極高的產業與企業，把制度設計成「賺越多的企業，要馬多分一些給員工，要馬多繳一點稅，讓政府替勞工分」。
張景森表示，有2條主軸並行，第一、從「勞資協議」直接提高勞動分配比。他提出，「放寬行業別工會成立門檻，讓勞工可以跨企業組織起來談判」、「強化團體協約的拘束力，讓協約不只是『好人公司』在做形象」、「 要求上市櫃公司揭露員工薪資中位數、員工總薪酬占獲利比例，讓社會與股東看得見『錢都去哪裡』」、「 政府採購與補助案，把提高員工薪資、簽訂團協設計成加分條件，讓好雇主在市場上有實質優勢」。
張景森說，以上這一套主軸的核心是，「企業如果真的賺到 AI（人工智慧）、地緣政治的紅利，就必須更大方地分給員工，而不是只反映在 EPS（每股盈餘） 和股價上」。
第二、從「稅制」間接拉高勞工實質所得。張景森提出，「對特定高獲利產業設計『超額利潤稅』（windfall tax）」、「若企業願意把利潤轉為加薪、增加分紅，則給予抵減（甚至全額抵減）」、「稅收則用在對一般勞工的退稅、托育與住宅補貼，實質提高可支配所得」。
張景森表示，這種設計的邏輯很簡單，「你不加薪，就多繳稅；你願意加薪，政府就少跟你拿」。他說，這不是硬性命令，而是用制度把「多給員工」變成比「留在帳上」更划算的選擇。
張景森點出，提高勞工所得，是其他改革的「起點」不是「附屬品」。他說，當勞工的實質所得穩定提高，「內需會變強，經濟結構自然不再只靠出口」、「社會對於『匯率更貼近基本面』的改革承受度會增加」、「房價所得比會隨著所得上升而下降，買房壓力不至於如此絕望」、「金融與壽險業手上的資產結構風險，也比較有空間慢慢調整」。
張景森說，提高勞動所得，不是眾多政策中的「其中一項」，而是整套改革的「起點」。他說，《經濟學人》選擇從匯率說故事，他則比較願意從勞工薪資說故事，先把這條「利潤回到勞工」的管道打通，其他包括匯率、房市、金融風險的調整，才有現實基礎與政治正當性。
針對以上觀點，資深媒體人周玉蔻評價，「很棒！但，政府不敢觸怒資方」。對此，張景森直言，「那就換個政府！」
（圖片來源：張景森臉書、經濟學人）
2025.1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