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龍直搗】日本殖民 vs. 國民黨接管，誰對台灣人更差？

今年是台灣總統直選三十週年，賴清德總統日前在一場研討會上批評國民黨政府來到台灣之後，對待台灣人民比日本殖民統治還要差。他這番話引發巨大爭議，深藍名嘴與媒體舉出日本如何鎮壓殺害台灣人加以反駁，看似倒打賴總統一把；然而若從「統治合法性」與「時代背景」深入分析將發現，這不僅是歷史事實的比較，更涉及近代政治學中關於「主權」與「人權」標準演進的辯證。

國民黨政府統治法理有爭議

首先，國民黨政府與日本在台灣的統治，其合法性基礎（Legitimacy）是完全不同的。

日本統治台灣的合法性源於1895年的《馬關條約》，這在當時的帝國主義國際體系下，是被承認的「領土割讓」。日本將台灣定位為「外地」，其統治本質是外來殖民，法律上實行《六三法》等特殊立法，這從根本上確立了統治者（日本人）與被統治者（台灣人）之間的階級不平等。

國民黨政府於 1945 年來台，則是基於盟軍統帥麥克阿瑟的《一般命令第一號》，其合法性雖宣稱在於「光復」與領土收復，然而，關於台灣主權究竟是依據《波茨坦宣言》已歸還，還是屬於舊金山和約下的「地位未定」，在法理上長期存在爭議。至於國民黨統治台灣的本質，在漫長的戒嚴時期（特別是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其實際作為被形容為「內部殖民」。

更重要的是時代背景與人權標準的落差，這是評論兩者「優劣」時最關鍵的變因。

日本殖民時空背景不同

日本治台初期處於帝國主義極盛期，當時的國際潮流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強國併吞弱土被視為常態。因此日本在台灣的鎮壓（如乙未戰爭、噍吧哖事件）在當時的國際視角下，也被視為「維持殖民地秩序」的武力行動，雖然血腥，但符合當時掠奪式的時代邏輯，也就是十九世紀末的「帝國叢林法則」。

但國民黨政府治台時，世界已進入後二戰時期，1945 年《聯合國憲章》與 1948 年《世界人權宣言》相繼通過，民族自決與基本人權成為全球共識。當國民黨政府以「同胞」之名來到台灣，卻在二二八事件中採取了大規模的軍事鎮壓，並隨後開啟數十年的戒嚴，這在二戰後的人權標準下，造成的心理落差與道德衝擊，比十九世紀日本的殖民武裝鎮壓更令當時的台灣知識分子感到幻滅。

這當中還存在著「殖民者」與「祖國」的期望值悖論。

台灣人對日本統治的預期本來就是「被征服者」，日本後期的現代化建設，包括教育、交通、水利、電力、都市規劃與公共衛生，奠定台灣現代化的基礎，在某種程度上被視為殖民母國的「德政」」。即便存在極大不平等，但在行政效率上的提升，尤其法律秩序與司法的公正，留下了「治理有序」的印象。

反觀1945年時的台灣人，對國民黨的統治本多抱持「迎祖國」的心理預期，但當這個預期中的「祖國」來到台灣之後，在政治上貪腐橫行，在經濟上造成劇烈通貨膨脹，並在軍事上對平民開火時，那種「從期待到絕望」的轉折，造成了賴總統所言「比殖民統治更差」的情感根源。

如果說日本是以「十九世紀的殘暴」對待「被征服者」，國民黨則被批評是以「二十世紀的威權」對待「宣稱的同胞」。兩者的爭議核心在於：一個政府是否有權以落後於時代的人權標準，來治理其聲稱擁有主權的人民？

關鍵是到了21世紀的現在，台灣如果不幸被中國共產黨統治，下場肯定更悲慘。

在日本與國民黨時期，當時的監控雖然高壓，仍存在社會空隙。現今中共透過大數據、人臉辨識、社會信用體系，加上對通訊軟體的全面監控，擁有的監控能力是歷史上任何政權都無法比擬的。在這種模式下，異議人士甚至一般的公民社會幾乎沒有生存空間。

再者，日本推行「皇民化」，國民黨推行「去日本化/國語運動」，兩者都試圖重塑台灣人的認同，但過程相對緩慢且多少留有文化餘地。而中共的做法，參考新疆與香港的現況，是透過「再教育營」及嚴厲的《國安法》，直接否定既有的民主生活方式與多元價值觀。這種「制度性抹除」對習慣於自由民主的台灣人來說，心理與文化上的衝擊將遠超前兩者。

從日本殖民到國民黨統治，台灣人經歷了從「殖民臣民」到「威權順民」再到「民主公民」的漫長覺醒。但倘台灣不幸淪為中國的一部份，這個「悲慘下場」，本質上是「文明標準的斷崖式下跌」——即一個已經習慣 21 世紀自由標準的社會，若被迫回歸 20 世紀甚至更古老的極權統治，其陣痛將不僅是政治上的，更是生存方式的全面崩塌。

台灣社會對維持現狀有高度共識！

這也是為何當前台灣社會對於「維持現狀」與「強化國防」有著高度的共識，因為歷史教訓告訴我們：失去自主權的代價，往往要在數十年後由好幾代人來償還。

從這個角度來說，國民黨現在從反共變成親共，甚至呼應中共基於「民族復興」、「兩岸一家親」下的統一論，不但是其核心價值觀的自我矛盾，更可說是對台灣人民的背叛。

（圖片來源：AI生成示意圖、維基百科；示意圖製作：放言設計部　林巧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