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專題》公投未過、政策轉彎、研究起步：台灣的SMR時鐘，最快2035年才有第一度電

 

美日韓把SMR推向印太的同一週，台灣的核能時鐘走到哪裡？

 

答案很清楚，也很刺眼：政策已經轉彎，工程才剛起步，而真正可能發出第一度SMR電力的時間，最快落在2035年。

 

這就是台灣面對AI電力主權戰最殘酷的時間差。

 

一邊，是美國、日本、南韓把SMR做成同盟商品，準備向印太輸出技術、融資、核安標準與供應鏈；另一邊，是台灣才剛重新打開核能選項，研究體系開始啟動，法規、人才、核廢與社會共識都還在補課。

 

政策面的轉折來得很快。

 

2025年8月，核三延役公投同意票多於不同意票，但未達通過門檻。台灣在形式上完成非核家園，核電廠陸續停止運轉；但不到一年，現實壓力已經把能源政策重新推回討論桌。

 

2026年3月，賴清德總統宣布，經濟部評估核二、核三具備重啟條件。台電也在3月27日正式向核安會提交核三廠再運轉計畫，並與原廠美國西屋簽約，展開自主安全檢查。核一廠則因重要設備多已拆除，評估不具再運轉可行性。

 

這代表台灣的核能政策已經從「關門」走向「有條件重新打開」。

 

賴清德為政策轉向定下三個原則：核安無虞、核廢有解、社會共識。對SMR等新核能技術，他也明確表示，只要符合條件，政府持開放態度。

 

這句話很重要。

 

因為它等於承認，台灣不能再把核能討論停在舊時代的二分法裡。AI時代的用電需求、半導體產業的國際位置、低碳轉型壓力，以及地緣政治帶來的能源風險，正在逼台灣重新評估每一種穩定電力選項。

 

研究體系也跟著動起來。

 

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2026年啟動SMR研究計畫，並規劃2027年至2030年的4年期中長程計畫，針對各型SMR的安全、核廢與技術特性進行研究，供政策評估與產業參考。

 

國原院也已初步盤點3種SMR相關技術，認為部分新型技術有機會讓高階核廢料大減逾7成。其中「加速器驅動次臨界反應器系統」被視為長期解方之一，若技術成熟，可將終期貯存時間從數十萬年縮短至千年以內。

 

學研端也開始補位。清大成立全台第一個SMR研發小組，並赴韓國核能研究院交流；國科會也首度將新型反應器列入研究重點。這些動作代表，台灣不是完全沒有準備，而是準備才剛開始。

 

美方態度更是積極。

 

AIT處長谷立言公開表示，美國核能產業不論傳統技術或SMR，都期待與台灣合作；當台灣評估核能選項時，美國已經準備好成為合作夥伴。

 

這句話放在美日韓SMR備忘錄之後看，意義更清楚。

 

美國不是只在外交上說支持台灣，而是在能源基礎建設上，也準備把台灣納入民主陣營的核能供應鏈與技術框架。對台灣來說，這是一扇門；但門開了，不代表人已經走進去。

 

真正的問題，是時間。

 

依國原院目前路徑圖，台灣會先觀察西屋、奇異等國際大廠的商用SMR發展。若相關產品約在2030年前後問世，台灣還需要讓首批機組實際運轉約2年，觀察核安與運轉紀錄。等到2032年再評估是否引進，建造一個機組約需3年半。

 

也就是說，台灣最快要到2035年、2036年，才可能發出第一度SMR電力。

 

這個時間點，正是台灣最尷尬的地方。

 

AI資料中心的用電壓力不是2035年才會出現，半導體先進製程的電力需求也不是10年後才開始增加。台積電、AI伺服器、資料中心、電動化產業與低碳供應鏈壓力，全部都在現在發生。

 

台灣的能源問題，不是沒有未來解方，而是未來解方趕不上眼前需求。

 

更麻煩的是，台灣目前並不具備核能主體系統設計能力。即便未來取得國外授權，零組件製造也必須通過嚴格認證，不可能說進場就進場，說國產化就國產化。

 

清大團隊點出的三大缺口，更是台灣必須正面處理的現實。

 

第一，法規制度不完備。新型反應器若要真正進入台灣，電業法與相關監管制度都必須調整。

 

第二，人才斷層已經出現。台灣核能產業與學研體系多年停滯，年輕世代投入不足，部分關鍵人才出現20年斷層。

 

第三，產業吸力不對稱。最優秀的理工人才多流向半導體與高薪科技職缺，核能研究若沒有清楚國家方向與職涯路徑，很難把人才留下來。

 

這些都不是一句「開放態度」就能解決的問題。

 

廢核平台與環保團體的質疑也不能被輕輕帶過。SMR仍然有成本、核安、核廢、實際商轉紀錄不足等問題，外界對新核能的期待，和技術真正成熟之間仍有距離。小型模組化反應爐不是魔法，它不能自動消除核廢，也不會讓社會爭議一夜消失。

 

但這些質疑，反而更說明政府需要把問題攤開來談。

 

台灣不能一邊期待AI產業繼續領先世界，一邊不誠實面對電從哪裡來；也不能一邊說核安、核廢、社會共識很重要，一邊讓法規、人才與產業準備繼續停在起跑線。

 

美日韓已經把SMR做成「規則＋融資＋供應鏈」的外銷框架，台灣手上卻還是一份「先看別人跑2年」的觀察者時程表。

 

這不是謹慎與冒進之間的選擇，而是主動與被動之間的差別。

 

謹慎是必要的。核安不能打折，核廢不能假裝不存在，社會共識不能用行政命令硬推。但謹慎不等於空轉，更不等於把所有準備工作延後到別人商轉成功以後才開始。

 

台灣真正該做的，是把兩條線同時拉開。

 

一條線，是核二、核三重啟與既有核能安全審查，誠實面對核安、核廢與地方溝通。另一條線，是SMR與新型反應器的法規、人才、供應鏈與國際合作布局，先把進場資格準備好。

 

否則，等到2030年代初，美日韓的SMR框架已經成形，印太國家開始排隊，供應鏈名單被鎖定，人才訓練體系建立，台灣才回頭問「我們要不要參加」，就已經不是選擇題，而是補票題。

 

台灣的SMR困境，不只在技術，也不只在錢，而在時間的錯位。

 

AI用電的高峰在現在，SMR的第一度電在2035年。當三個盟友已經把反應爐做成外銷商品，台灣還在辯論要不要當顧客。

 

歷史經驗一再證明，能源基礎建設的每一年猶豫，最後都會用10年的被動來償還。

 

這才是台灣SMR時鐘最刺耳的滴答聲。

 

 

（圖片來源：AI示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