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遠重逢阿薩亞斯　憶42年前台灣新電影艱困中被看見

（中央社記者曾依璇巴黎12日專電）文化部長李遠今天在巴黎出席座談會，回顧42年前歐洲看見台灣新浪潮電影的歷史。李遠說，法國知名導演、時任記者的阿薩亞斯在台灣新電影的關鍵時刻撰文介紹，「讓我們不寂寞」。

李遠傍晚在巴黎文化複合空間l’Entrepôt出席台灣導演楊德昌作品「恐怖分子」映後座談，活動由l’Entrepôt總監傑薩提（Priscilla Gessati）主持，熟悉台灣「新浪潮」電影的阿薩亞斯（Olivier Assayas）與影評人傅洛東（Jean-Michel Frodon）受邀與談。

「恐怖分子」於1986年上映，劇本由李遠和楊德昌共同執筆。

李遠回顧42年前接待阿薩亞斯參訪台北、短短兩天看了8部電影的往事，他在影片沒有英語字幕的情況下，以口述方式讓阿薩亞斯瞭解情節；阿薩亞斯後來撰文發表在「電影筆記」（Cahiers du Cinéma）雜誌，以「在世界電影工業的邊緣」為題，描述他發現台灣有一群人繼承了法國新浪潮電影。

李遠回憶，在軍事統治的戒嚴時代，台灣新電影發展很不容易，然而阿薩亞斯的文章在這個關鍵時刻製造了深遠影響，台灣新電影後來也陸續在歐洲各大影展被看見。

阿薩亞斯說，當時「全球電影愛好者都不知道台灣電影的存在」，因此即便在戒嚴時期取得簽證不容易，他仍聽取影評人陳國富的建議來到台灣，也因此見到楊德昌、侯孝賢、張艾嘉、杜可風（Christopher Doyle）等電影人。

「必須說，我當時深受震撼」，阿薩亞斯表示，如今回顧起來，「台灣新電影對華語電影、甚至或許對世界電影的發展都帶來極大意義」。

阿薩亞斯指出，台灣電影人在戒嚴時期壓力下勇於表達和探索，解嚴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悲情城市」等作品誕生，具有藝術、思想和政治上的意義，因為這些電影描寫了過去從未講述的台灣史。

李遠回應，他當時在中影公司工作，「現在回想起來，我們那時候剛好很想透過電影來重新回看台灣，也很想讓電影被世界看到，所以如果你問我在那個年代，我工作8年做了什麼，我簡單講，就是打開一扇門」。

李遠談到當時拍電影的艱困條件時表示，侯孝賢常說，「水都已經淹到脖子了，不用多講，就跳下去趕快救」；楊德昌後來也說過，「我們何其幸運生長在一個不幸的年代，（能）成為一個完全的電影人」，意指一個導演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什麼都要會、什麼都要做。

李遠最後提到，在台灣新電影之前，也有很多精彩作品，包括導演李行、白景瑞、宋存壽等，再更早還有台語片時代，有人形容，「台灣曾經有一個類似好萊塢的氣氛」，每年產出上百部台語電影，卻因政治因素而於1980年接近尾聲，正巧1980年代台灣新浪潮電影興起，恢復使用台語、客家話、原住民語等，維繫了電影中的語言多元性。

李遠會後接受中央社記者訪問時說，很多人問，台灣新電影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什麼時候結束？但台灣新電影從來沒結束過，因為年輕一代導演的風格、寫實性仍有新電影的味道，只是隨著時代改變，生長在民主時期的年輕導演更有自信，以截然不同的眼光回顧歷史和生活，更能找到普世價值、走向國際。

在「新浪潮」之後，台灣似乎未有明顯的電影改革運動，阿薩亞斯告訴中央社記者，侯孝賢與楊德昌這一代重塑了當時的電影，這本來就是千載難逢的契機，且法國電影也有類似現象，高達（Jean-Luc Godard）、楚浮（Francois Truffaut）、雷奈（Alain Resnais）等導演因共同信念而凝聚成一個群體，這種盛況後來也未再重現。

傅洛東第一部觀看的台灣電影是「冬冬的假期」，隨後又在「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確認台灣電影與眾不同的複雜內涵，例如處理美國文化影響或歷史議題的手法，以及影像風格，在當時都很新穎。

傅洛東至今持續關注台灣電影，今年特別喜歡導演曹仕翰的「南方時光」，另外還看了舒淇的「女孩」。他受訪時說，台灣年輕一代導演在國際影展具有一定能見度，只是尚未構成更宏大的整體或概念，他還在等待一部像當年新浪潮那樣震撼人心的作品問世。（編輯：陳承功）11500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