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正義」資料庫公布！ 促轉會揭「兩蔣」最常參與政治、壓迫體制軍事審判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於今（26）日舉行「解碼壓迫體制：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研究成果發表會」，邀請民間媒體分享使用經驗，以及四位來自政治、法律領域的學者，以資料庫為素材，發表相關研究論文，這也是首度有學者利用統計量化的方法研究。

促轉會主委楊翠致詞表示，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公開之後，促轉會持續增補內容，目前累計收錄的政治案件受裁判人有13,683人次，新增2千餘人。由於資料庫是首度系統性整理威權統治時期政治案件審判流程的案件紀錄，引起學術界重視，尤其是過去關於政治案件的研究多以個案為主，資料庫所累積的龐大資料，提供了從量化統計分析的可能。

政治案件審判決策者分析中，總統3人、總統府中包括總統府秘書長、參軍長等36人；國防部中，包括參謀總長、國防部長等59人；軍法官1119人等。其中參與次數前三名為，故總統蔣介石參與決策4101次、軍法官殷敬文3233次、前參謀總長周至柔3152次。

促轉會副主委葉虹靈說明，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中呈現之政治案件樣態，試圖釐清壓迫體制的圖像，包括理解不同位置的角色分別有著怎麼樣的權力？她提醒，不要簡單將所有軍事審判體制參與者當作加害者看待，有些軍法官忠於原判，抵抗上級意志，也有些軍法官比較選擇配合上層長官；唯有透過帶有問題意識的研究，分析體制跟人的行為交錯影響，才能奠定究責釐清的基礎。

發表會的第一場主題討論威權統治時期的軍事審判體制，由成大政治學系副教授王奕婷、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蘇慶軒及Essex大學政府系助理教授劉昊共同發表「司法鎮壓：臺灣威權統治時期軍事審判過程」。

三位學者利用統計分析發現，當蔣中正在前一年否決下級判決的比例增加時，當年參謀總長更有可能否決下級送上來的結果，更有可能對單一個案來回審判多次。三位學者認為，蔣中正以下的決策官員傾向以較長的審判流程，使審判結果更可能符合蔣中正的偏好，相當程度證實了下級會「揣摩上意」的假設。

接著由輔仁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林政佑發表「威權時期軍事審判體制及軍法官之初探」。林政佑以判死刑最多的六位軍法官為例指出，其在判決時並非初始就強烈意圖判處被告死刑，軍法官在審判時往往依照軍事檢察官的起訴法條和事實予以判斷。但在核定時，如果蔣中正有明確指示刑度時，軍法官會順此傾向改判重刑，使得軍事審判變成蔣中正的意志貫徹；如果蔣中正的核定沒有明確指示刑度時，軍法官仍有較高機會維持原判。

與談的促轉會兼任委員徐偉群指出，促轉會在面對加害者的問題上有四個處理層次，包含釐清壓迫體制，釐清加害行為，釐清加害者與參與者，最後才是加害者究責。徐偉群強調，上層長官在威權統治時期可以決定如何審判，使得人治因素非常容易進入軍事審判系統，造成國家對於人民的不法侵害。今日對於軍事審判過程的研究成果，提供壓迫體制與加害行為的圖象，以及追究加害者責任的線索。

發表會第二場聚焦在政治案件審判的量刑問題，尤其是遭判死刑的案例。首先由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蘇彥斌發表「威權時期政治案件審判刑度影響因素之分析：以死刑判決與無罪判決為例」，研究指出：終審時間在重大政治事件發生之後，尤其是1950年韓戰爆發後的六個月內，政治犯有較高的可能性被判處死刑，以及蔣中正親自參與審判過程的案件，其終審結果有較高機率為死刑。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沈筱綺發表「獨裁者的死囚：臺灣威權時期軍事審判過程的蔣介石因素」，聚焦在初審沒有被判死刑但最終卻遭判死刑的274位政治犯。在判決層層上核的過程中，發生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國防部的官員要求發回嚴審，蔣中正也同意。第二種情況則是蔣中正不滿意上呈的意見，而親自批示處理意見，包含批示「處死刑」、「應處死刑」、「槍決可也」、「此人為何不槍決」等，最終有259位政治犯因蔣中正介入而遭改判死刑。

與談的國史館協修吳俊瑩指出，有別於傳統的歷史研究，今日以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作為出發點的統計模型，提出過往少見的問題意識，並且都不約而同觸及到審判過程中的蔣中正因素，可說是對於蔣中正的角色做了蓋棺定論。吳俊瑩強調，現階段的研究成果要讓社會大眾知道，甚至寫入教科書也不為過。

關於研究成果的總結，促轉會強調，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的建置，不僅是為1萬多名的政治案件受裁判人留下歷史紀錄，透過耙梳政治檔案與統計數據，可以對於威權統治時期壓迫體制的運作也更清楚的認識，對於釐清各個層級決策者的責任，提供實證資料的基礎。

（圖片來源：促轉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