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梓散步】戰爭「時局色」下的鹽月桃甫

上週有幸受邀，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看了日本導演小松孝英的紀錄片作品《鹽月桃甫》。這並不是一部拍給專業人士看的影片，而是一位藝術家向同樣出身宮崎的前輩致敬的作品。導演小松孝英是一位畫家，透過一幅古董店意外發現的鹽月桃甫作品，而意外投入了鹽月的研究，他很想知道一位在台灣叱吒風雲的前輩畫家，為何會在故鄉藉藉無名？

主辦這場觀影會的「二二八國家紀念館」過去是教育會館，也是鹽月最活躍的台府展主要展場。就在附近的建國中學前身台北第一中學，是鹽月最早來到台灣教書的地方，他的宿舍也就在這附近，對面的植物園風景也曾入畫，2020年「不朽的青春」中大出風頭的《萌芽》就是。

來到台灣的鹽月

自從《萌芽》在北師美術館展出後大受歡迎，連帶著我每次到植物園散步，就想在臘葉館附近閒晃，想要找找畫中地景。其實地貌已變，畫中的紅頂建築也已不復，而且鹽月沒有把當時總督府為了前進南洋而栽植的椰子樹畫進去，但畫面中還是生機蓬勃。《萌芽》是鹽月桃甫為了總督府舉辦的第一屆台展所繪製，他是台展的發起人，也擔任西畫部審查委員，是當時和石川欽一郎並列台灣洋畫領域最具影響力者。

鹽月先後任教於台北第一中學和台北高校，這兩間學校的學生大多數是日本人，台灣人不多。除了畫畫，他也幫學生刊物《翔風》繪製封面，漫畫家左萱在作品《芭蕉的芽》當中特別給了鹽月一點橋段。鹽月教學的風格很自由，就像他在《萌芽》裡面刻意不畫椰子樹，便是因為他認為畫家本身要有判斷跟思想，因此他對非原生、國家大力推動的南洋風棕梠科植物視而不見。

這樣的鹽月自然也是一位抗議性極強的畫家。鹽月來台之初就對原住民充滿興趣，他和另外一位日本人畫家鄉原古統一起跑去花蓮，尋找了不少原住民題材的靈感來創作。在他少數留下的作品中，原住民題材和風景是主要的創作標的，在小松孝英的影片中，我們才知道戰後鹽月被遣返日本時，甚至還帶了一套泰雅族的原住民服飾回去，顯見他對於原住民文化的熱愛。

1930年發生「霧社事件」，賽德克族原住民和居住霧社的日本人起衝突，事後日方大軍鎮壓屠殺，甚至使用國際法禁用的瓦斯毒氣，引起輿論震動．詩人賴和寫下《南國哀歌》以為悼念，鹽月在當年的台展也以《母》為主題，畫下超大幅賽德克族母親帶了三名幼子逃難避戰的場景。由於鹽月作品免審查，總督石塚英藏不久後也因理蕃政策不當被追究責任而遭撤換，《母》就成為當年台展的話題作品。這幅作品已經佚失，不過鹽月的學生許武勇曾以致敬之心依照圖稿再製。此外，鹽月也有比較小號的控訴作品《霧社》一幅，目前典藏於國美館。

許武勇是鹽月台北高校時期的學生，他說當時台北高校的老師都是穿官服，只有鹽月不穿官服，以西裝打扮出現。鹽月的造型很特別不只在不穿西服，在謝里法的小說《紫色大稻埕》當中，鹽月是以大禿頭的造型出現「說他身上穿的是衣服實在太勉強，認真來說也不過是一塊阿拉伯地毯裹著身體而已，然而腳上踩的居然是日本的傳統木屐，這種特異服飾和行徑創造出聞名於台北畫壇的鹽月風格」。

可這樣的鹽月畢竟還是和官方關係密切，戰爭期間他也擔任了「美術奉公會」的理事長，總督府接手台展後改辦的府展當中，「時局色」也成為官方意識形態的主旋律。戰爭時期的政治環境相當惡劣，除非屈從於威權體制，不然畫家可能連畫具都得不到。更何況鹽月作為台灣的畫壇領袖，號稱大團結的翼讚組織也一定會找上他，自由自在慣了的他，自不太可能自外於國家權力之外。不過鹽月的學生透露他在課堂上，偶而會抱怨戰爭體制讓學生無法好好學習，顯然對當時的政治環境也不是很認同。

好運的是雖然遭遇盟軍零星的轟炸，但台灣並沒有發生大規模戰爭。相比於日本本土許多畫家投入「戰爭畫」的創作，當時的台灣畫家還能夠以自己的創作打一點「時局色」的擦邊球，比如陳進和郭雪湖以後方的女性支援戰爭為主題畫了織布，李石樵以小孩合唱的場景表現躲空襲的緊張情緒，都是在勾勒畫家身邊那不是戰爭現場的戰爭氣氛。這也很符合鹽月對當時主流的「時局色」倡議，他認為就算在戰爭中，畫家應該畫的還是身邊的環境，台灣既然沒有發生戰爭，畫家就不需要去畫一些自己也沒辦法想像的場景。

戰爭期間鹽月也有一些創作，還曾因為堅持野獸派風格，被批評把軍機畫的像蜻蜓是一種不敬。這段期間，鹽月也以最愛的原住民題材創作了《莎韻之鐘》。這幅作品的背景，是當時一個軍國故事，原住民少女莎韻為出征的日本老師背行囊渡河，卻失足而死。本是一個新聞角落的小故事，卻被當地的奉公會渲染成少女「誠盡奉公」的愛國之舉，還寫了紀念之歌，總督府聽聞後，認為這是皇民化運動的重大進展，送給部落一個鐘以茲紀念，媒體也做了很多報導。這個故事在1941年時，甚至還被拍成電影，主演的是當時的一線女星李香蘭。

早在這之前，鹽月桃甫也曾以莎韻為主題畫過肖像。肖像今已不復存，從留下的圖錄當中，可以看見鹽月把肖像畫得如同聖女。令人好奇他創作這些作品時，究竟是抱著什麼樣的心情呢？到底是附和了統治者的意識形態，還是只是想畫自己想畫的原住民題材呢？

戰爭造成的影響

戰爭期間，日本人徵召原住民戰士為「高砂義勇軍」到南洋作戰，這支原住民部隊表現勇猛，也讓長期因為理蕃失敗而灰頭土臉的總督府贏回一點面子，連帶著讓原住民在殖民政治中的地位獲得一點提升。鹽月重述莎韻的故事，表面上好像是助長了官方的宣傳，但實質上他渡台以來一直關心的原住民議題，也因為作品中所表現的「義勇奉公」感，形象因而提升不少。也就是說，鹽月桃甫在實踐「時局色」意識形態時，好像也把自己關心的原住民議題帶入了政治場域當中，這種抵抗與認同互為表裡，其實也是當時各界知識分子面對戰爭體制的心情。

戰後鹽月回到故鄉宮崎，由於引揚者能攜帶的行李受限，讓他大多數的作品都在此時佚散了。不僅如此，美術老師回到日本還真的找不到工作，因此鹽月家有很長一段時間根本沒足夠的東西吃。鄰居聽說他是畫家，便要他幫忙畫肖像，鹽月本來不願意，但對方拿出家栽白米相贈，為了溫飽一家鹽月也就勉強接受。那個時期物資很缺乏，想創作油彩也買不到材料，鹽月於是也只能畫一些小品，或者改習水墨。後來靠著學生幫忙，鹽月還是找到了教職，但他教的有氣無力，和全盛時期在台灣叱吒風雲不可比，過了不久後就抑鬱而終。這位在台灣很有影響力的畫家和美術教育家，回到日本之後幾乎是消失無蹤。

七十年代台灣美術史的重探時期，謝里法的《台灣美術運動史》以有限的史料，談了一點鹽月桃甫，他筆下的鹽月被寫成一位種族至上者，對台灣人的美術實力抱持存疑。這個論點引起很多討論，其中鹽月的學生許武勇就曾為文反駁，以諸多論點，指出「自由」才是鹽月作為一個教育者所抱持的信念。二十年後《台灣美術運動史》再版，謝里法也就自己對鹽月的論點做了說明和修正。隨著越來越多的史料出土，鹽月作為一位溫暖的老師、自由的信仰者形象越發確立，他在戰爭和威權體制中曾經被迫妥協，在妥協中又嘗試要將自己的理念帶入作品當中。年輕時我們常覺得抵抗與認同是天秤的兩端，但年紀稍長些時，才會漸漸理解，抵抗與認同經常互為表裡，在妥協中有所堅持，在堅持中又夾帶著妥協，經常才是人類文明能夠持續進步的關鍵原因。

（圖片來源：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臉書；示意圖製作：放言視覺設計部　林巧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