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屆金曲獎落幕，頒獎結果引發更多對於獎項和評審制度改革的討論

第31屆金曲獎在上週六（10月3日）晚上揭曉，這個華語歌壇的年度盛會一如以往的引起各界矚目，得獎結果除了不免俗的用「幾家歡樂幾家愁」來形容之外，今年的結果似乎引起特別多的關注，也讓人對金曲獎的獎項和評審制度改革有更多的討論。

獲獎者某種程度都與「重生」命題相扣

今年是金曲獎「三十而立」後的第一屆，又遇上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頒獎典禮從往年的6月底舉行被迫延期到10月初，幾位大獎的獲獎者似乎都某種程度的與「重生」這個命題相扣。吳青峰以從蘇打綠樂團單飛後的個人歌手身份首張專輯《太空人》拿下「最佳國語男歌手」，經歷過與帶他入行的恩師之間的版權法律糾紛，他感概的表示「我重新定義自己成為一個歌手，也重新定義自己看到的善惡跟人性」。得到「最佳台語男歌手」的蘇明淵，名字也許陌生，卻不是歌壇新人，他早在1995年就曾以藝名蘇兒真發行過兩張專輯，成績不算太好，念法律系的他後來去當律師卻沒放棄音樂夢，20多年後終於以本名蘇明淵發行的首張個人全詞曲創作台語專輯《善良的歹人》獲得金曲獎，對此他說「這個獎對一個律師來說是一個奢侈的榮耀，但是對一個歌手來說是一個遲來的肯定」。4度入圍「最佳國語女歌手」的魏如萱，生活經歷為人妻、為人母的重大改變，心境的轉變都表現在睽違3年的音樂作品裡，終於從「死亡之組」中突圍而出獲獎。

排灣族的阿爆17年前以雙人組合「阿爆&Brandy」一出道就獲得金曲獎「最佳重唱組合」，本來一片光明的音樂事業卻因為唱片公司倒閉而就此中斷；2016年她回歸自己的根源重新出發，以原住民名字「阿仍仍」發行全排灣語專輯且獲得金曲獎「最佳原住民語專輯」，今年再接再厲以極具開創性的母語專輯《kinakaian母親的舌頭》拿下「最佳原住民語專輯」、「年度專輯」和「年度歌曲」三項大獎，成為今年的大贏家。已經成為高雄音樂人代表的滅火器樂團，則是經歷三度入圍後，終於在成軍20週年時拿下「最佳樂團獎」，主唱楊大正反駁網路酸民說「滅火器」只是一個愛扯政治、愛消費台灣的爛團的言論，他大呼：「我們可以站在這裡，是因為我們很認真在做音樂，而且做得很好」。不同於其他獎項，沒得獎還是可以繼續努力爭取之後獲獎，「最佳新人」一生就只有那麼一次入圍和得獎的機會，因此特別受到關注。今年由作品中有著豐沛創作能量的持修打敗高人氣的9m88及高爾宣而獲獎，他在台上謝謝發掘他的「師父」張惠妹，以及張惠妹經紀公司的「總舵手」陳鎮川，不過因為陳鎮川正好是本屆金曲獎評審團主席，這個感謝顯得有些敏感，也引發質疑「護航」的聲音。

這裡不妨來了解一下金曲獎的評審制度和防弊措施。金曲獎評審團每年由文化部遴聘專業人士組成，這其中有部分是之前擔任過評審的，另外則會有一定比例是首次擔任評審，這麼做是為了讓之前已經上軌道的評審運作模式和評斷標準能順利傳接給下一屆，同時又能有一些新的觀點和聲音加入。決選評審會在頒獎典禮當天一早被關進會議室之中進行投票，期間內手機會被沒收保管，也完全無法與外界聯絡。評審團主席負責主持會議進行，每位評審面前各有一台可圈選得獎者的電腦，連結到主席面前的主機，若是評審意見很一致，第一輪投票就有作品獲過半票數就會產生獲獎者，若是無作品票數過半，這時評審就會發表各自的意見、為心目中的優秀作品拉票，之後再進行第二輪甚至第三輪的投票；在這之前，評審團主席是沒有投票權的，除非進入第三輪仍然同票分不出勝負，主席才會投出決定性的一票。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投票結果只有主席和文化部的工作人員會看到，其他評審們對於是哪一、兩個作品在爭取最後出線機會心中有數，但也是要到典禮上揭曉時才會真的確知得獎者是誰。在這樣的評判制度下，評審團主席就算真的要「護短」讓子弟兵出線，其實是不太可能的，但如果說評審們會有私心在討論時幫自己有交情的朋友或是作品拉票，這似乎是不管怎麼樣的評審制度都一定會有的狀況。

以語言分類獎項的問題再度引發討論

今年金曲獎引起最多爭議和討論的自然是獲得「最佳國語專輯獎」的王若琳《愛的呼喚》，這是一張翻唱專輯，王若琳以她獨樹一格的方式重新詮釋鄧麗君、翁倩玉及美空雲雀等歌手跨越60到80年代的中、日、粵語經典情歌。很多人批評說，既然是翻唱專輯打敗原創專輯得獎，那是不是以後歌手都不用創作了，只要拿舊歌來重新演唱就好；還有不少人認為，專輯裡有多首歌非以國語演唱，就算國語唱的也有好幾首是日本原曲，這樣有資格拿最佳「國語」專輯獎嗎？這個爭議得從兩個面向來釐清，一個是翻唱專輯的問題，另一個則是「國語專輯獎」的定義。

金曲獎的規章中除了某些獎項如「年度歌曲」及最佳作詞、作曲之外，並沒有排除翻唱作品的報名資格，過往除了有莫文蔚以《回蔚》專輯入圍21屆金曲獎4項大獎之外，更有費玉清的《晚安曲》得到第7屆「最佳演唱專輯」、高勝美以《經典金選1》專輯拿下第4屆「最佳國語歌曲女演唱人」、江蕙以《台灣紅歌》專輯獲得第12屆「最佳方言女演唱人」等翻唱專輯獲獎的前例。國外也不乏這樣的例子，像是歌壇常青樹Barbra Streisand、吉他之神Eric Clapton、靈魂樂之父Ray Charles等，都曾以翻唱專輯獲得葛萊美的「年度專輯」大獎，足見翻唱專輯絕對可以擁有不比原創專輯差的品質及評價。翻唱專輯雖然是演唱詞曲非原創的舊歌，但一張有意義或有價值的翻唱專輯，勢必要有新的「觀點」切入，或許是整體概念，或許是獨特的編曲安排，也或許純粹是歌手歌藝的展現；評審團主席陳鎮川表示王若琳在首輪投票即獲一致通過，「製作好就好，雖是翻唱歌，但超出翻唱更難，標準拉在同線上，王若琳出人意表的歌曲，評審都不希望稱為翻唱專輯，精緻度很好」。這整張專輯的確在製作、演唱、編曲、混音、整體概念上都有水準之上的表現，以翻唱專輯得獎可視為是本屆評審團的口味選擇，不過，在「國語專輯獎」的定義上就有比較難弭平的爭議了。

金曲獎從2005年第16屆開始，把流行音樂專輯獎分為國、台、客、原住民語四類，最佳國語專輯獎的規定是「以演唱國語流行歌曲為主，且該專輯應有曲數六首以上或音樂總長度三十分鐘以上（不含伴唱版本）為全新編曲演唱之作品」，《愛的呼喚》專輯的11首歌中有4首是日語演唱、2首粵語演唱，國語演唱則有5首，以此標準看來，這張專輯的報名資格上是存在疑慮的，但這其實並非決選評審團的問題。金曲獎的評審分為資格審、初選、複選和決選四個階段，四個階段的評審會有些許不同，負責資格審的評審會先根據報名規定剔除掉不符合資格的作品，過往在第4屆、第22屆和第24屆也是有已經公布入圍名單後，才被大眾發現資格有問題而取消入圍的前例，不過這次《愛的呼喚》從7月中入圍名單公佈後的2個多月來，並未有人對其入圍資格提出質疑，而決選評審在典禮當天自然也只會就作品本身去進行評斷。

從《愛的呼喚》得獎以及阿爆以母語專輯拿下《年度專輯》大獎，都凸顯出金曲獎以語言種類作為獎項分類標準所產生的矛盾越來越大，尤其是台灣的社會與族群都越來越多元，如果有人在專輯中同時使用國語、客語、原民語甚至英語創作演唱，但任一語言比例都未達門檻，它就無法報名任何專輯和演唱人獎項。支持以語言分類的人認為有語言分類獎項，才能讓比較不受重視的「非國語」音樂有被注意到的機會，但反對者認為，越是這樣劃分才越顯現對該語言的歧視態度，就像林生祥曾在第18屆金曲獎拒領「最佳客語專輯」和「最佳客語演唱人」表達抗議時所說的，「職棒既然不會頒『最佳客家投手獎』，為什麼音樂獎卻要以語言分類？」，今年金曲獎頒完之後，敦促改變的聲音更多地冒了出來，有業界人士建議，可以採用漸進式地變革，譬如取消不同語別演唱歌手奬，但暫時保留各語別的年度專輯奬；或是取消全部語別，但增加入圍名額並保障弱勢語言名額等方式，長期的目標則都是比照葛萊美獎以音樂曲風來分類獎項。另外，也有人再度提出，建議評審制度也可以比照葛萊美獎及奧斯卡獎，採用由業界會員投票選出的大評審團制，來讓目前偏向菁英化口味的金曲獎能更接近大眾口味。不論如何變革，現階段要取得業界及大眾共識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也考驗著金曲獎主辦單位文化部的智慧。

（圖片來源：金曲GMA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