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梓散步】抽象畫的政治學

抽象畫一向不是我偏愛的創作風格，幾次在畫廊看抽象作品的展覽，導覽的好友都常愛說，先不跟你說畫家的想法，你先去感覺，感覺到什麼就是什麼。

通常我都沒有感覺。

抽象化興起的革命

但至少我知道，現在已經很主流的抽象畫，當年興起也是經歷過一番革命。幾天前因為參加追思會，出發前把甫過世的蕭勤老師傳記認真讀了一遍，其中提到「東方畫會」組織的過程，特別讓人感興趣。那是1957年的事，一群跟著李仲生學畫的台北師範學生，組織了以抽象畫為主題的畫會，矢言為中國現代藝術注入新血，在那個保守的時代，也確實開創了一波當代藝術的論戰。

李仲生曾經留日，他曾師事藤原嗣治，對當時歐州藝壇的主流很有概念。隨國民政府遷台後，李仲生在政工幹校教書，但軍隊的制約不了他的思想，他開了畫室，帶了一群學生介紹藝壇的西方現代主義訊息，吸引了不少有才華，卻不想被教育體系束縛的年輕藝術家們一同，蕭勤也是其中之一。

雖然老師李仲生憂心政治問題反對結社，但年輕藝術家們仍然在1957年組織了「東方畫會」，展出了一系列的抽象畫作品。差不多在同時期，師大系統的年輕藝術家也組成了「五月畫會」，在抽象畫領域和東方呈現分庭抗禮之姿。

那時代台灣民風保守，抽象畫並不為藝壇接受，「東方畫會」的展覽中，「觀眾對著作品吐口水，把說明書丟在廁所裡」，也引起藝壇軒然大波。不僅「看不懂」是個疑慮，抽象畫也引來虛無主義的批評，自由想像的空間也引來政治攻擊。但這批年輕畫家打定主意，要追求的是「大眾藝術化」，不是「藝術大眾化」。

那是白色恐怖到處蔓延的時代，也不過兩年前，頗受美國喜愛的孫立人將軍才剛被郭廷亮叛亂案牽連而遭軟禁；郭案牽扯三百多人，弄的軍隊人心惶惶。也是同樣那幾年，曾任省政府財政廳長的任顯群也因為知匪不報被捕下獄，外面謠傳此事和蔣經國追求嫁給任的京劇名伶顧正秋有關，弄得官場也是一陣兵荒馬亂，任何風吹草動，都可能被賴成匪諜就在你身邊。

「東方畫會」引起風波，吵得沸沸揚揚。作家何凡隨即在聯合報副刊為文，稱「東方畫會」的八位年輕藝術家是「八大響馬」，籲請社會大眾對有志衝決網羅的年輕人包容觀望。何凡是林海音的先生，這對夫婦一向心胸開闊，無論是藝壇還是文壇，他們總是願意包容不同的創作風格、給年輕人機會，讓他們有一塊園地可以創作不墜，最終開出美麗的花兒。

不過林海音夫婦之外的藝文人士可沒那麼有量，學者徐復觀就批評這批畫抽象畫的年輕人「為共產主義開路」，後許也引來年輕藝術家，「五月畫會」的劉國松回擊，認為不該把現代藝術的詮釋權「劃給敵人」。徐復觀的批評很嚴重，可能也曾引來情治單位關心，但比如蕭勤，他的養父是總統府秘書長王世杰，算是蔣介石身邊的大將，因此查歸查，除非有拿到令箭，不然情治單位也不太敢惹這些權貴子弟麻煩。

1957年也是台灣參與巴西聖保羅雙年展的開端，當時聖保羅雙年展是全球藝壇盛事，幾乎都是最新觀念、最新潮流的作品，抽象畫當然名列其中。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激烈競爭中國代表權的中華民國政府，也決定組織「國家隊」來參與剛開始看向亞洲當代藝術的巴西聖保羅雙年展，爭取藝術文化領域的中國獨家代表權。

由於國內環境使然，聖保羅雙年展一開始送的，當然還是寫實派作品，但到了1959年，駐巴西大使李迪俊在電報當中明確表示「巴西藝壇完全為極端新派佔據，寫實派不受重視」。促使政府甄選作品的方向開始有了改變，抽象畫也開始有了官方肯認，雖然舊派還是對此百般不悅。

儘管國家隊的甄選方式有變，但威權主義的陰影仍無所不在。幾度在聖保羅獲獎的「東方畫會」藝術家秦松，1960年在史博館展出作品《春燈》以及另一幅作品，被檢控暗藏了「倒蔣」暗語而遭到下架、原先規劃的風光開幕和頒獎儀式也遭到取消。還好秦松背景算硬，有教育部高官罩著，而且他剛剛才拿到聖保羅雙年展的大獎，如果突然要說他是匪諜，就變成匪諜得獎，政府的面子也掛不住，因此算是驚險萬分的過了這一關。

秦松自己回憶那段時間他創作不太敢用紅色，這讓喜歡太陽的他覺得很痛苦。秦松的例子也顯見當時抽象畫創作的環境不僅不成熟，還因為威權統治而有很高的政治風險。也因此那一代的抽象畫畫家如果有能力，大多不想留在這個令人窒息的環境裡。蕭勤考取了獎學金，到西班牙發展，他不只自己發展，也把他熟悉的東方諸子引介給西班牙藝壇，比如後來李元佳就在歐洲發展不再回台。至於秦松，1969年得到美國國務院獎學金訪美後，選擇滯美不歸，留在紐約發展，一度公開為文紀念他的好友，死於白色恐怖的左翼版畫家，《恐怖的檢查》作者黃榮燦，相信如果留在台灣，他也不會談這些。

劉生容的抽象畫

同時代也有台籍的抽象畫畫家，比如劉生容。他是前輩畫家劉啟祥的姪兒，中壯年之後都在日本發展，在台灣知名度不高。近日在高雄市立美術館展出的「懷遇的行板：劉生容研究展」當中，也講述了當時威權政體，讓想要轉往抽象領域發展的劉生容也感到窒息，劉生容也有和秦松類似的回憶，就是在台灣創作時時不敢用紅色，因為只要一用，就有被指控是共產黨的風險。

劉生容的作品曾經入選1963年的聖保羅雙年展，也是當時相當出色的藝術家。六十年代起，劉生容轉往日本發展，作品先後被國立近代美術館等重要館舍收藏。1965年後劉生容有感於好友之死，開始採用金紙燃燒後拼貼的風格來講述生死之界，讓抽象作品融入了台灣傳統信仰的元素。不過有感於台灣環境的封閉，劉生容終究在1967年舉家遷居日本岡山，成為日本當代藝術圈的活躍一員，現在在岡山還有劉生容紀念館。

無論是五月畫眾、東方諸子還是孤身一人的劉生容，他們的抽象創作都代表了年輕藝術家處在變局中的苦悶與不滿。他們自知已來到一個必須和過去斷裂的新時代，卻受困於體制的保守與威權的網羅而難以掙脫。相比於他們的前輩，像是李仲生決定搬到中部、默默引退；這些年輕藝術家更勇於打破成規，甚至意圖結社挑戰體制。有些黨國背景的，儘管招來一頓思想檢查，但總歸是挺了過去；沒有黨國背景的，就只能忍一忍，看看有沒有機會等到自己的時代到來。不過總歸，不分省籍，這批年輕人都很清楚離開台灣，就是最快呼吸到自由空氣，可以和世界接軌、追求夢想的機會。

雖然到現在我還是對抽象畫興趣缺缺，但爬梳這段歷史，也比較能夠理解那個抽象畫如何在台灣崛起的時代。社會學家赫緒曼（Albert O. Hirschman）以「抗議」（voice）或者「離開」（exit），來詮釋人民對體制不滿的兩種做法。在囿於威權主義無法將不滿說出口的年代，有能力的人多半會選擇離開。這種情況不僅僅出現在藝術界，也出現在每個專業領域當中。1960年，宣稱自己是「自由中國」的中華民國無法留住想追求自由的人們，抽象畫與傳統的斷裂是一種自由，踏上陌生的土地從此不再眷戀於鄉土也是一種自由。所幸的是時代在變，自由的空氣終究降臨於台灣，離開的人，他們的作品，也有機會再被這塊土地上的人們看見、欣賞，理解那些抽象，其實是一種抗議。

展覽資訊

「懷遇的行板：劉生容研究展」

日期：2023年4月29日（六）至8月6日（日）

地點：高雄市立美術館201-202展覽室

（圖片來源：高雄市立美術館臉書；示意圖製作：放言視覺設計部　林巧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