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3pm
過去三年，台灣無疑是AI革命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從台積電的先進製程，到鴻海、廣達、緯創、英業達的AI伺服器生產線；從GPU、高頻寬記憶體到先進封裝，全球AI供應鏈幾乎都繞不開台灣…
2026年6月8日，首爾。
輝達執行長黃仁勳走進LG集團總部，與LG集團會長具光謨會面。會後，他向媒體談的不是最新GPU，也不是AI伺服器，而是人形機器人、智慧工廠與下一代AI資料中心。
短短幾天前，他才剛結束十三天訪台行程。在台北，他談的是電力、資料中心與AI基礎建設；到了首爾，話題卻轉向機器人、Physical AI與未來十年的產業布局。
這個轉變讓我印象深刻。
因為它透露出一個訊號：當台灣還沉浸在AI晶片與伺服器熱潮之際，全球科技領袖已經開始思考下一個十年的產業版圖。
過去三年，台灣無疑是AI革命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從台積電的先進製程，到鴻海、廣達、緯創、英業達的AI伺服器生產線；從GPU、高頻寬記憶體到先進封裝，全球AI供應鏈幾乎都繞不開台灣。黃仁勳、蘇姿丰、庫克、馬斯克，甚至各國政府領袖，都把目光投向這座島嶼。
這是一個值得驕傲的成就，也是值得警惕的時刻。
因為當全世界都知道台積電很重要時，台灣其實更應該問自己另一個問題：
有台積電，然後呢？
這不是否定台積電的重要性。
恰恰相反，正因為台積電如此重要，我們更不能把國家的未來全部寄託在一家公司身上。
歷史告訴我們，每一次產業革命都會創造新的贏家，也會淘汰舊有優勢。PC時代如此，網際網路時代如此，智慧手機時代如此，AI時代當然也不會例外。
如果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比喻來形容，我會說，台灣今天討論的很多時候仍然是如何造出一架更好的飛機；而黃仁勳在首爾開始討論的，卻是這架飛機要飛向哪裡。
台灣談的是GPU，首爾開始談的是機器人；台灣談的是供應鏈，首爾開始談的是應用場景；台灣談的是如何成為AI革命最重要的製造基地，南韓開始思考的，則是如何成為AI革命的新主角。
這並不是誰對誰錯。
因為沒有飛機，就不會有航線；沒有晶片，也不會有機器人。
問題是，當全世界都知道台灣是最會造飛機的地方時，我們是否也開始思考，這架飛機最終要飛向哪裡？
AI下半場的競爭，考驗的不再只是企業實力，而是整個國家的規劃能力。
人才從哪裡來？教育怎麼改？能源夠不夠？法規跟不跟得上？機器人進入社會後如何管理？當AI開始進入醫院、法院與軍隊，國家準備好了嗎？
這些問題，沒有任何一家企業能夠單獨回答。
於是，我想到一個問題：
台灣是不是需要一位國家級總設計師？
我所說的國家級總設計師，不是新增一個官位，也不是再成立一個委員會。
他更像是二十世紀台灣曾經出現過的那種人物。
孫運璿推動十大建設，李國鼎規劃科技產業，張忠謀建立半導體王國。他們共同的特質，不只是管理能力，而是能夠替國家決定方向。
AI時代的台灣，需要的或許正是這樣的人。
他必須懂科技，但不只是工程技術；他必須懂產業，但不只看企業獲利；他必須懂政府，也必須看見世界。更重要的是，當大家都在討論明年經濟成長率時，他已經在思考十年後的人才；當大家都在追逐AI晶片時，他已經在規劃機器人時代；當大家還在看選舉輸贏時，他已經在思考下一個世代的競爭力。
不過，寫到這裡，我又覺得自己說得不夠完整。
因為真正重要的，或許不是總設計師。
而是企圖心。
台灣從來不缺人才。
從李國鼎、孫運璿到張忠謀，台灣一路走來，總能在關鍵時刻出現看得比別人更遠的人。今天的台灣，同樣有許多優秀的工程師、企業家、科學家與年輕世代，他們散布在新竹、台北、矽谷、東京、首爾，甚至世界各地。
黃仁勳的故事，也提醒我們另一件事。
一個出生在台南的孩子，最後能夠站上全球AI革命的舞台中央。這證明台灣人從來不缺能力，缺的往往只是更大的舞台，以及更大的想像力。
問題從來不是有沒有人。
而是有沒有企圖心。
有沒有企圖心去思考，台灣除了台積電，下一個世界級產業在哪裡？有沒有企圖心去布局十年後的機器人、能源、國防科技與AI人才？有沒有企圖心去相信，台灣不只是世界工廠，也可以成為創造未來的地方？
回頭看台灣過去七十年的發展史，真正改變國家命運的人，往往都有一個共同特質：不是最聰明，不是資源最多，而是敢想，而且敢做。
當年李國鼎推動科技產業時，許多人並不看好；孫運璿推動十大建設時，也有不少質疑聲音；張忠謀創辦台積電時，全世界更沒有人知道專業晶圓代工會不會成功。
今天回頭看，他們做的其實是同一件事——打破既有框架，挑戰當時的常識，把別人眼中的不可能，變成台灣新的起跑線。
因此我愈來愈覺得，未來台灣需要的國家級總設計師，最重要的未必是科技背景，而是打破框架的氣魄。
因為所有產業革命，本質上都是一場破壞。
沒有破壞，就沒有創新；沒有挑戰既有秩序，就不會有新的秩序。
AI正在重新定義產業，機器人正在重新定義勞動力，新能源正在重新定義國家安全，無人系統正在重新定義戰爭型態。許多過去習以為常的規則，都可能在未來十年被徹底改寫。
未來的領導者，不只是管理者，更必須是建設性的破壞者。
他必須敢問：為什麼一定要這樣？能不能重新來過？能不能直接跨過這個階段？能不能比別人快十年？
這種人往往不討喜，因為他會打破慣性、打破官僚文化、打破舒適圈，甚至打破自己曾經成功的經驗。
歷史告訴我們，每一次國家向前躍進，幾乎都來自這樣的人。
而這正是黃仁勳最讓人佩服的地方。
他不是因為成功而偉大，而是成功之後仍然願意推翻自己。當別人還在賣顯示卡，他跑去做AI；當別人還在談AI晶片，他開始談AI工廠；當全世界還在搶GPU，他已經站在首爾談人形機器人與Physical AI。
所以，當我說台灣需要國家級總設計師時，並不是在尋找救世主。
人才一直都在。
臥虎藏龍的人也一直都在。
台灣從來不缺聰明人，缺的往往是看得更遠的眼光、打破框架的勇氣，以及把夢想一步一步做成現實的執行力。
真正稀有的，也從來不是人才本身，而是讓天時、地利、人和交會的能力；是讓那些看得更遠的人走到舞台中央的智慧；是接受破壞式創新帶來衝擊的胸襟；更是把理想變成現實的決心。
台灣下一個十年需要的，或許不是更多追趕世界的人，而是敢於替台灣重新定義未來的人。
因為人才從來不是問題。
企圖心才是。
打破框架的氣魄才是。
接受改變的勇氣才是。
把夢想變成現實的執行力才是。
AI革命的上半場，台灣已經贏得漂亮。
但真正決定未來的，從來不是昨天的成功，而是今天是否看見明天。
而《台灣不能輸的未來》，就從這個問題開始。
（第一章：AI革命／5之1 完）
（圖片來源：AI示意圖）
2026.06.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