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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轉會「轉型正義」轉成社會分裂、政治鬥爭?參照德國做法或成解方!
2021.10.19
17:29pm
特稿 / 放言編輯部 高逸帆
在進行轉型正義的過程中,更應該參考其他國家的做法。比如在德國,其做法是,把被監控者找來看檔案,但監控者去識別化,直到調查水落石出,再會安排監控者或主使者向被監控者道歉,而當時有公權力在身的人員,則終身不能再服公職。

 

民進黨立委黃國書「線民案」引發政壇軒然大波,也讓受害者與加害者互相猜忌,撕裂社會傷痕。許多民代為此發聲,質疑促轉會的處理並不全然妥當,比如當事人的隱私就遭外漏,有違立法意旨。在轉型正義方面,或許可以參照德國做法,其會找被監控者看檔案,並將監控者「去識別化」,待真相水落石出後,在安排監控者向對方道歉,若當時該人掌握公權力,則不能再服公職。

 



促轉會依據轉型正義條例規定,隸屬於行政院,為二級獨立機關。根據條例規定,其負責規劃、推動開放政治檔案;清除威權象徵、保存不義遺址;平復司法不法、還原歷史真相,並促進社會和解;不當黨產之處理及運用及其他轉型正義事項。

 

轉型正義的美意喪失

 

不過,本次促轉會似乎沒有達到促進社會和解的目的,反而掀起政壇一陣波瀾,甚至有聲音質疑是民進黨的派系鬥爭,這些質疑已經完全喪失轉型正義的美意。

 

民進黨團總召柯建銘就提到,不知道為何黃國書的政治檔案條例過往資料被外漏,此舉沒有尊重當事人隱私,有違立法意旨。他說,在戒嚴時期、年輕時犯錯的陳年往事,再兩者相比,實不忍相責,也不必不成比率放大 ,更不應以異樣眼光看待。

 

時代力量立委邱顯智也提到,有些人選擇閱覽自己被監控的檔案,也有人怕是自己身邊的伙伴而不敢查看,這些抉擇與拉扯,再度拉到白色恐怖的核心地帶:人與人相互的不信任與猜疑,人與人之間信賴關係的瓦解,鞏固了威權體系與其既得利益者。

 

邱顯智也說,現實上也可能把監控體系的真相揭露後,轉化成獵巫行動、政治鬥爭的工具,把政治責任從監控體系的既得利益者,不加區別的轉嫁到監控體系的協力者,藉此圖謀一時一刻的政治利益。

 

柯建銘說,他不忍且不認為黃國書應該「三退」,而是該留下來捍衛台灣。不只柯建銘發聲,許多民進黨立委都提到黃國書勇敢承擔的勇氣,並在面對轉型正義時,擔負起的政治責任。

 

德國面對轉型正義的做法

 

台灣在1987年解嚴,1996年進行首次正副總統直選,是個相當年輕的民主政體。在進行轉型正義的過程中,更應該參考其他國家的做法。比如在德國,其做法是,把被監控者找來看檔案,但監控者去識別化,直到調查水落石出,再會安排監控者或主使者向被監控者道歉,而當時有公權力在身的人員,則終身不能再服公職。

 

不過,促轉會在讓人民可以調閱相關檔案後,似乎就這樣放著不管,導致被監控者(受害者)遍尋蛛絲馬跡,推敲出可能的監控者(加害者)後,就讓他們「私下解決」,找來對質。此舉,只會讓雙方有更多猜忌,加深彼此裂痕,無法達到真正的「認錯」、「原諒」,自然也無法稱之為轉型正義的實踐過程。

 

有資深媒體人評論,促轉會這次也不能多罵,但就是過於單純,其處理方法意外造成學運世代與被監控者互相猜忌,「已經成為政壇上很大的遺憾」,未來該如何補救,達到轉型正義的目的才是重點。

 

英系立委則集體發布聲明表示,轉型正義的工程已不是受害者層次的問題,而是面對歷史和如何建構未來歷史的問題。聲明指出,轉型正義的目的,就是讓受害者得到真相,「我們必須溯源誰是加害者,並還原真相,才不會讓協作者與受害者相互猜忌,造成二次傷害」。協作者知道反省,才能構築堅強的民主防線。

 

轉型正義究責法源尚待完備

 

促轉會也在臉書發文坦言,對於處理加害者及體制參與者必須分4個層次思考,包括清壓迫體制圖像、釐清加害行為圖像、辨識加害者與參與者,最後才是究責。​

 

促轉會說,無論是軍事審判或監控體制,現階段尚以體制圖像、加害行為為主。若要進入到辨識並追究個別人士責任,則需要完備的法源、包括正當程序與救濟機制等,勢必需要另以法律定之。​

 

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接受媒體專訪表示,轉型正義不能只做到黃國書,應該要去了解當時的情治單位,是誰吸收、脅迫黃國書,並且找到源頭,而非迫害底下的人,這個一定要做。

 

 

圖片來源:促轉會、柯建銘、邱顯智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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