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龍直搗】「幸好在台灣」：南博醜聞引發中國民眾對國寶安全的集體反思

近期發生的「南京博物館事件」（主要涉及南京博物院重大醜聞），震驚中國文博界，更引發了公眾對國家文物管理體制的質疑與集體焦慮。

「文物在台灣或海外更安全」

事件的導火線是一幅明代畫家仇英的作品《江南春》圖卷。1959 年，大收藏家龐萊臣的後人將包括《江南春》在內的 137 件珍貴文物無償捐贈給南京博物院。但2024 年 5 月，這幅應在南博庫房的畫作，竟然出現在北京的一場拍賣預展上，估價高達 8,800 萬人民幣。

面對家屬質疑，南京博物院給出的說法是，該畫作在 1960 年代被鑑定為「贗品（偽作）」，因此已依規定剔除出館藏，並於 2001 年以僅 6,800 元人民幣的價格「依法處理」賣出。

家屬當然無法接受，一狀告到法院。隨著事件發酵，2025 年 12 月 21 日，南博退休員工郭禮典發布影片實名舉報前院長徐湖平，指徐湖平在任期間，有組織地將館藏珍品（包括故宮南遷文物）故意鑑定為「贗品」，再以極低價格轉售給親屬經營的拍賣行，從中牟取暴利。據稱流失的文物數量可能高達數以千計，涉及大量官窯瓷器與孤本字畫。

徐湖平夫婦已於 12 月底被警方帶走調查，且在其別墅中搜出大量瓷器與字畫。由於南京博物院存放了大量當年抗戰時期未遷往台灣的故宮精品，引發民眾擔心這批國寶是否也遭「掉包」或「盜賣」。

該事件重創了中國公立博物館的社會公信力。龐氏後人表示，當年捐贈是基於對國家的信任，若文物被認定為偽作，理應歸還捐贈者，而非私自賤賣。

近日傳出中國超過三十家博物館以升級改造等理由，宣布閉館或暫停開放，引起大陸網友質疑：「設備檢修」為什麼恰好就在文物普查節點時啟動？號稱「展陳更新」，偏選在年末客流高峰，而且閉館公告既無具體工期，亦無驗收標準；聯想是否在南博事件後中央監管收緊，地方則藉閉館之名，處理或銷毀關鍵證據，紛紛提醒要留意最近各博物館的庫房「會不會突然起火」？

在「南京博物館事件」發生後，中國社群媒體（如微博、小紅書、知乎）出現了大量感嘆「文物在台灣或海外更安全」的言論：

——「感謝當年蔣先生帶走精華，不然現在可能在某個貪官的別墅裡，或是被當成贗品處理了。」
——「以前覺得國寶流失海外是國恥，現在看南博事件，覺得流失海外可能是國寶的福報。」

網民最常提到的歷史理由，是避開了「文化大革命」的洗劫。 1960年代的「破四舊」運動中，無數留在大陸境內的古蹟、佛像、字畫被付之一炬或惡意毀損。許多人認為，當年蔣介石運往台灣的 2,972 箱故宮精品（包括毛公鼎、翠玉白菜等），因為避開了這場浩劫，才能在台北故宮完整地保存至今，「幸好帶走了，否則可能也變成了灰燼或碎片。」

還有網民認為，如果連「國家一級博物館」的庫房都不安全，那麼文物留在大陸境內反而面臨被貪官私有化、流失到私人手中的風險。相比之下，台北故宮和西方大型博物館（如大英博物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數十年來鮮少傳出此類大規模盜賣或醜聞，其制度化的管理讓網民感到更安心。這種看似矛盾的言論背後，反映中國民眾對公共權力監督缺失的諷刺。

網民之所以感嘆「幸好在台灣」，主要是基於兩地在制度透明度與防弊機制上的顯著不同：

1. 從「黑箱管理」到「全民監督」的清點機制

在台北故宮，文物清點被視為極其嚴肅的國家級事務，所採用的「定期大清點」制度，不僅頻率固定，更強調外部參與。清點時會邀請監察院、審計部以及外部專家共同監督，並全程錄影。這種作法將文物安全提升到法制層面，杜絕了內部人員私下操作的空間。相比之下，南京博物院過去長期仰賴內部自查，這種「老子查兒子」的模式缺乏獨立第三方監管，導致庫房管理成為外界難以窺探的黑箱，給了「監守自盜」可乘之機。

2. 鑑定權力的分與合

台北故宮採取嚴格的「分權管理」，一件文物的真偽判定、修復保存與對外展覽，分別由不同的專業部門執掌，彼此制衡。即使是首長（院長），也無法單憑個人意志改變文物的法律身分。而在南京博物院事件中，暴露了權力過度集中的弊端，院長或特定權威專家掌握的文物的「生死大權」，可以透過「一手證偽」（鑑定為假）、一手處置」的手段，將真品汙名化後非法移轉變賣。

3. 文物剔除與處置的法律約束

在台北故宮，文物的處置受到《文化資產保存法》等嚴格法規限制。任何公立博物館的文物若欲進行處置，必須經過多重委員會的嚴謹審查，幾乎不存在私自變賣或任意處理的可能性。反觀南京博物院，過去對於被鑑定為「偽作」的文物處置權責較為模糊。館方常以「處理廢舊品」的名義，將這些被鑑定為假的文物低價流出。由於缺乏嚴謹的追蹤與報廢程序，導致珍貴文物可能被以此名義賤賣。

4. 數位化典藏與公眾查詢

台北故宮的數位典藏體系相對完備，絕大多數藏品都擁有高品質的數位圖檔、詳細編號與公開的資料庫，使民間收藏家與社會大眾能隨時追蹤文物的現狀。 南京博物院在數位化透明度上則顯著不足，許多存放於庫房的文物從未對外公開過影像或紀錄，這種資訊不對稱極大地增加了文物被「掉包」或「隱瞞消失」的風險。上述對比說明了為何制度的透明度與權力制衡，對於文化遺產的長久保存至關重要。

這起事件引發中國文博界自文革以來最大的信任危機，被拿來與 2011 年的「紅十字會郭美美事件」相提並論。雖然兩件事發生領域不同，一個是文化遺產，一個是慈善公益，但在社會心理與體制衝擊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郭美美事件導致中國紅十字會的捐款數額一度斷崖式下跌，即使官方多次澄清，其信譽至今仍未完全恢復。南京博物館事件則導致民間捐贈文物的意願降至冰點。

代表著大陸民眾對體制信任感的第二次集體喪失。收藏家開始認為「捐給國家反而不安全」，寧可讓文物留在海外或自己手中，這對國家的文化戰略是巨大的打擊。

目前官方專案組正在清查徐湖平任內（約1989-2005年）的所有文物帳目，極大機率會有更多流失海外或國內私人藏家的國寶被追溯。

南京博物院事件證明了，制度才是國寶最好的守護者，如果沒有透明的清點、嚴格的分權、法治化的剔除程序以及數位化的公開紀錄，再珍貴的國寶也難逃權力的腐蝕。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網站，微博，維基百科；示意圖製作：放言設計部　傅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