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內瑞拉中國雷達為何失靈？李忠憲指問題出在專制體制：技術「看似先進卻對真實遲鈍」

美國出兵逮捕委內瑞拉總統，委國購置的中國雷達卻失靈，成大教授李忠憲今（8）日分析，在專制體制中，科技的任務不是發現問題、而是避免製造麻煩，最安全的狀態就是「一切正常」就沒責任，這也是為什麼當真正高風險、高複雜度的事件發生時。再先進、再昂貴的系統，也可能「什麼都沒看到」。而民主體制中的科技文化恰恰相反，制度允許、鼓勵提出問題的聲音存在。

「委內瑞拉的中國雷達為什麼失明？」李忠憲今日在臉書發文表示，昨天電機系的長官開會談到，做研究真的要務實、好好的做好，並以川普去抓委內瑞拉總統為例，中國的防衛系統，不論是雷達或防空飛彈，都沒有偵測到任何異常。這件事本身當然細節未全然公開，但它作為一個象徵性的起點，卻非常值得拿來談一個更大的問題「科技發展，究竟需要什麼樣的精神？」

李忠憲表示，反紫光時，他為了解美國、台灣、和中國的 IC 設計有多強，想辦法聯絡自己的同學、學長、學弟，這些在美國、台灣和中國半導體業界工作的朋友，了解反紫光這個問題中科技背景資料，收穫非常大。有一種感覺，命運安排他念台大電機系，一直留在電機系工作，好像主要是為了這個任務。

李忠憲表示，經過研究以後，不管從巨觀或微觀，都可以得到同樣的結論：「台灣如果要有未來，絕對不可以跟中國那種專制的國家站在一起」，不只從政治上，從科技的發展，也可以得到同樣的理性結論。

李忠憲指出，以這次委內瑞拉的中國軍事科技展現結果，可以發現，在中國這樣專制體制下，科技常被定義為「政績的一部分」，雷達要的是「能展示」、飛彈要的是「能閱兵」、系統要的是「能寫進報告」。

「在這樣的邏輯中，科技的第一個任務不是發現問題，而是避免製造麻煩」，李忠憲說，因為一旦系統真的「偵測到什麼」，下一個問題就會是，為什麼你現在才發現？為什麼之前沒發現？要不要有人負責？於是，最安全的狀態，就是一切正常。沒有異常，就沒有責任；沒有責任，就沒有風險。

李忠憲表示，這也是為什麼，當真正高風險、高複雜度的事件發生時。再先進、再昂貴的系統，也可能「什麼都沒看到」；對照之下，自由民主體制中的科技文化，恰恰相反。在這裡錯誤不是政治問題，而是技術問題；失敗不是忠誠問題，而是系統問題。工程師可以說：「這個模型有盲點。」研究者可以說：「我們低估了風險。」制度允許、甚至鼓勵這樣的聲音存在。

「這也是為什麼在關鍵時刻，真正有用的科技，往往來自那些可以不必先顧慮政治後果的環境」，李忠憲直言，科技真正的創意，從來不是來自「絕對正確」，而是來自承認自己可能錯了；尤其才在不久之前，大瘟疫的流行，疫情初期，世界很快意識到一件事：問題不只是病毒本身，而是資訊如何流動。

李忠憲表示，「武漢肺炎」這個說法，指向的是一個被壓抑、被延遲、被掩蓋的起點；後來被改成 COVID-19 這個名稱，雖然高舉避免歧視的說法，實際上也是專制政權掩蓋問題的一種措施。而且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從一開始就選擇蓋牌的國家，這個國家的人不知道自己的同胞有多少人感染，多少人死於這個疾病。

「當科技、醫學、資訊，都必須先通過政治審查，那它們就不再是用來保護社會的工具，而只是維持穩定政權敘事的一部分」，李忠憲再說，專制體制並非沒有工程師，也不是沒有資源，但它有一個致命的結構性問題：創意，永遠是風險；而風險，是不被允許的。在這樣的體制裡：創新必須「安全」、發現必須「可控」、科技必須「可預測」，久而久之，剩下的只會是技術的堆疊，而不是突破；是「看起來很厲害」，卻不敢面對未知。

李忠憲分析，科技不是為了證明體制正確，而是為了及早指出它可能錯了。真正成熟的科技精神，至少包含三件事，第一、對現實的敏感，而非對權力的服從；第二、允許壞消息上報，而不是只接受好消息；第三、把人命與真相，放在面子與穩定之前。

李忠憲強調，從防衛系統「什麼都沒看到」，到疫情初期「什麼都沒發生」，這不是單一事件的巧合，而是一種制度性選擇的必然結果。

李忠憲說，在民主自由體制下，科技的創意來自允許偏離主流、質疑權威與推翻既有假設，真實性被視為修正系統的必要資訊，而錯誤則是被制度性容忍、用來累積經驗的燃料；相反地，在專制體制中，創意必須先服從政治邊界，科技不再優先回應現實而是服務穩定敘事，錯誤被視為責任與威脅，迫使系統學會沉默與自我審查，最終形成「看似先進卻對真實遲鈍」的技術文化。

李忠憲最後說，這不是道德差異，而是制度結構決定了科技究竟是用來揭露世界，還是用來掩蓋問題，「科技若失去了說真話的自由，再先進，也只是一種精緻的裝飾品。」

（圖片來源：網路、李忠憲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