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龍直搗】從威權壓制到體制破壞：國民黨的演變與台灣民主的隱憂

“當前的政治隱憂在於少數偏激分子，假爭取民主之名，行非法奪權之實，否定國家、否定法統、陰謀叛亂、響應台獨，而這些人的唯一目的是搞亂國家社會。”

以上這段話，是一九八六年八月十四日，時任參謀總長郝柏村主持警備總部作戰會報時所發表的（見郝著《八年參謀總長日記》）。雖然是四十年前的一段談話紀錄，放在今日，卻讓人有時空交錯、似曾相識的感覺。

戒嚴時代的國民黨　曾是民主的壓迫者

一方面，它證實了在戒嚴時期（1949–1987），國民黨就是台灣民主的壓迫者。為了維護政權壟斷，透過《動戡條款》與《戒嚴令》，凍結了集會、結社、言論及出版自由等諸多公民基本權利，使中央民意代表不需改選，形成了「萬年國會」；更全面控制國家機器，利用情治單位與軍警力量，對異議人士、黨外運動參與者進行嚴厲的整肅與壓制。

解嚴民主化　國民黨曾參與制度轉型

在一九八六年夏、秋之交，正是黨外運動風起雲湧的時刻，八月十四日這一天，距離民進黨成立只有一個多月，距離政府宣布解嚴也已不到一年；郝柏村卻可以無視「軍人干政」的疑慮，以參謀總長身分主持警總戰備會報，說出這樣違逆潮流的話。

所幸當時正面臨國內與國際壓力的蔣經國，並沒有屈從於黨內保守勢力，他不久即宣布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及大陸探親。一九八八年一月李登輝繼任後，結束動戡時期，並完成國會全面改選及總統直選。可以說，在台灣從威權到民主的發展過程中，國民黨縱然有過但也絕非無功。而在民主制度確立後，國民黨本應轉型為民主政黨，與其他政黨進行競爭。

從失去政權到體制內對抗

然而國民黨自二○一六年再度失去中央執政權後，特別是二○二四年面對國會朝小野大的局面，聯手民眾黨在立法院全面杯葛行政院提出的法案及人事案，掏空中央財政，推動破壞憲政分權架構、削弱司法與行政權平衡的所謂國會改革法案，更癱瘓憲法法庭，進而「從內部破壞民主運作機制」。

四十年前的警語　今日只是換了主詞

郝柏村四十年前的那段話，只需把「響應台獨」四個字改成「呼應中共」，幾乎就可以拿來形容國民黨現今的作為。

轉型正義未竟　歷史責任逐漸模糊

國民黨從「威權壟斷」到「體制破壞」的演變，雖也是許多新興民主國家在轉型過程中，前威權政黨面臨的政治定性問題，但國民黨從民主的迫害者成為民主的破壞者，卻依然能得到不少選民的支持，這是為什麼？許多人把它歸咎於轉型正義的不徹底！

從政治與社會結構來看，台灣的轉型正義在實踐上，多聚焦於「被害者的名譽回復與賠償」以及「黨產的追討」，但在「追究個人加害責任」上相對克制。這種「有受害者，卻沒有具體加害者」的現象，導致過去的威權體制在論述中被抽象化。隨著直接與間接加害者本人不復存在，社會留下的，往往只是受害者及其子孫長期承擔的悲痛與記憶；相對地，加害者一方的後代，卻常見事不關己、沉默以對、洗白辯駁，甚至反過來勸受害者「放下」。

利益結構與政治認同延續至今

這種加害與被害關係的不對稱，使得前威權政黨不需要承載具體的個人罪惡感，支持者也能輕易將歷史罪責與現代的政黨政治進行切割。進而，威權體制遺緒又透過經濟發展的合法性，以及地方派系、公教人員福利等侍從體制的緊密綁定，建立了一套牢固的利益與情感認同。

這種認同往往超越了抽象的「民主、人權」價值。當轉型正義由執政的民進黨主導推動時，國民黨及其支持者常將其定性為「政治追殺」或「東廠清算」。這種防禦性論述，在極端化的政黨政治環境下，反而鞏固了藍營內部凝聚力，讓支持者認為支持國民黨是抵抗民進黨「綠色恐怖」的正當手段。

「民主富二代」的歷史距離感

這對一些「民主富二代」尤其有用。他們一出生，台灣就已經是個擁有言論自由、總統直選、政黨輪替的民主國家，對他們而言，投票、在網路上批評政府、走上街頭抗議，都是像呼吸一樣理所當然的「基本存在」，而非需要流血、流淚、坐牢才能爭取來的「特權」。

因為沒有親身經歷過白色恐怖的肅殺氣氛、特務監控的恐懼，或是美麗島事件等民主運動的激盪，年輕世代對「國民黨等於迫害者」的歷史記憶是平板、教科書式的。民進黨若持續訴求「抗中保台」或「歷史悲情」，在歷史缺乏體感的年輕人眼中，就容易視之為「老調重彈」或「選舉提款機」，進而產生政治疲勞。

民主防衛能力正在被削弱

然而當社會失去對威權歷史的警惕時，對於當前體制內的議事破壞、憲政越界，或是外部極權國家的認知作戰，民主體制的自我防衛能力（Militant Democracy）就可能隨之削弱。

中共認知戰　利用台灣內部分裂

更嚴重的，是對兩岸關係的本質以及中共對台認知戰、宣傳戰策略的深遠且複雜的結構性影響。

民主國家的外交與兩岸政策需要一定程度的跨黨派共識作為後盾。當國民黨在立法院內採取強烈的反對策略，甚至在涉及國防預算、國安法規或反滲透法修訂時與執政黨激烈對抗，「從內部破壞台灣的防衛機制」，就導致台灣在面對中國的灰色地帶威脅與軍事擴張時，無法形成統一的國家認同與防衛決心。

兩岸關係在台灣內部變成零和的內政鬥爭，對中共而言，提供了極佳的認知操作空間與宣傳素材。中共透過放大台灣的內部衝突，藉此操作「民主失敗論」與「台灣亂象」的宣傳敘事，對內證明威權體制的優越性，對外削弱台灣作為全球民主典範的形象。

民主最大的危機　不是外敵而是失去信任

「利用矛盾、分化對手」是中共操作認知戰的核心原則，中共透過強化上述論述，將台灣政府形塑為「挑釁和平的少數麻煩製造者」，進而製造台灣社會的嚴重集體焦慮，裂解台灣年輕世代對民主制度的信任：這對前述的「民主富二代」尤具殺傷力。當年輕人對台灣的民主體制產生疏離與幻滅，台灣的民主防衛戰線就會從根本上被瓦解。

民主深化的關鍵考驗

國民黨從歷史上的威權壓制，演變為如今在體制內激進破壞，其所引發的政治波瀾，實質上成為了中共對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最廉價燃料。

認知戰的最高境界不是讓台灣人愛上中共，而是讓台灣人恨自己的體制、懷疑自己的民主。台灣內部的惡鬥與對立，恰好給了外部威權勢力一個最佳的切入點。這種內憂與外患交織的局面，正是現階段台灣民主深化過程中，最棘手且迫切需要解開的政治結。

（圖片來源：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