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物時代】從沈伯洋拿球棒的恐懼，到戒慎恐懼的謙卑

這段往事今年5月就曾見報。沈伯洋當時解釋，他起初並不知道這位學姐是前行政院長蘇貞昌的女兒，後來從同學口中得知，便和室友說好要保護她，此後去蹭飯都順手帶著球棒。

蘇巧慧在台上笑著說完這個故事。但仔細想想，卻令人感傷：一個二十多歲的台灣留學生，人在美國，聽到同學是政治人物的女兒，第一個念頭竟是「她可能會被攻擊」。

一根球棒背後，是台灣人跨海也躲不掉的恐懼

1980年2月28日，因美麗島事件被羈押的林義雄，在看守所裡得知母親與一對七歲的雙胞胎女兒在家中遇害，長女身中多刀重傷。他事後在軍法庭上陳述，偵訊期間曾遭刑求。一個正在被國家審訊的父親，一夕之間家破人亡，兇手至今未明。

恐懼也跟著台灣人飄洋過海。當年的美國校園裡，國民黨布有「職業學生」，專門回報台灣留學生的言行，參加同鄉會、批評政府的人會被列入黑名單，從此回不了家。1981年，卡內基美隆大學助理教授陳文成返台探親，被警總約談後陳屍台大校園，外界普遍認為，起因是他在美國的言論遭人密報。在美國念書、說錯一句話，輕則換來一張回不了家的黑名單，重則賠上一條命。

三年後，旅美作家劉宜良（筆名江南）在加州戴利城自家車庫，遭竹聯幫成員近距離槍殺。他寫過《蔣經國傳》，書中不少內容觸怒當局。事後查明，下令的是國民黨政府的國防部情報局，局長汪希苓親自布局，再由竹聯幫首腦陳啟禮帶人赴美執行。一個政府派黑道跨海到盟友的國土上暗殺自己的公民，美國國會為此舉行聽證，台美關係一度緊繃。

江南案讓海外台灣人徹底明白：美國不是避風港。國民黨執政下的台灣，得罪當局，輕則有家歸不得，重則家破人亡。

這就是那根球棒的由來。沈伯洋赴美留學已是2004年，威權早已結束，但林宅、江南、陳文成這些名字，早已化成一代代台灣人的本能：在異鄉，政治人物的家人可能成為目標；站出來說話的人，家人會被找上門。所以一個二十多歲的學弟，會下意識地拿起球棒。

四十年後，下手的人換了，手法卻驚人地相似。相聲演員黃逸豪因在表演中嘲諷習近平，今年5月演出場地卡米地遭人潑糞；9月他在新北住家附近被車撞傷。新北地檢署10月起訴5人，指一名中國男子出資45萬元，要讓他「斷手斷腳」、無法上台。沈伯洋的遭遇更是寫照。他多年研究中國的認知作戰與滲透手法，從學界、民間團體一路講到立法院，苦口婆心提醒台灣人，對岸如何透過假訊息、金流與在地協力者伸進台灣社會。也因為這樣，他被中國列為「台獨頑固分子」，重慶公安甚至對他立案調查。當他發現住家對面的機車座墊下藏著針孔攝影機、鏡頭正對自家大門，公開之後換來的卻是鋪天蓋地的嘲笑：藍營民代說那只是行車記錄器，有人暗示他被害妄想，國民黨市議員譏諷他「總覺得有刁民想害朕」，網紅更把他當成滿嘴陰謀論的小丑。直到今年10月台北地檢署起訴，真相才水落石出：當年被嘲笑的「陰謀論」，原來是起訴書上白紙黑字的事實。

滲透也早已進到國會殿堂。2020年，國民黨立委助理陳惟仁坦承竊取國安資料；2025年，曾任多位藍委助理的林岳龍也涉共諜案遭約談。當年隔海買凶的是國民黨政府，如今換成了對岸；被盯上的人換了，恐懼的形狀卻沒有變。只是說一段相聲、選一場市長，就得面對隔海而來的暴力。

從威權統治到選舉街頭，換了位置，沒換腦袋

國民黨已失去政權，但在國共之間，有一套統治邏輯似乎一脈相承：人民是需要被管教的對象，而不是權力的主人。從過去當官到現在拚選舉，從副市長到市議員，許多國民黨政治人物面對選民時，那股藏不住的高傲始終如一。

李四川還是新北市副市長時，主持土地爭議協調會，陳情民眾為了自家土地據理力爭，他卻要對方「麥講話那麼大聲」，最後丟下一句「隨便你們」揚長而去。人民上門陳情，在他眼中像是來找麻煩。

王鴻薇競選立委車掃時，丈夫陶允正兩度對路旁抗議民眾比出雙中指。她非但沒有致歉，還要直播人員把民眾錄下來，事後只說「我老公愛我愛得要死」，是想保護她。同樣是「保護」，沈伯洋的球棒防的是暴力，陶允正的中指指向的卻是選民。

到了這次選舉，台北市議員汪志冰把支持沈伯洋的人潮形容成民進黨動員的「蟑螂、老鼠」，同黨議員林杏兒則說那些人「工讀生領完便當就走」。不認同自己的選民，在她們口中連人都算不上。後來汪志冰陪市長夫人掃市場，一位婦人揮手拒絕握手時碰到她，她轉身就回拍對方，大喊「妳打我幹什麼」，事後還自稱「真正的受害人」。

南台灣也一樣。高雄市長候選人柯志恩在廟口開講，提到公園裡的長輩罵國民黨賣台，她反問對方生活有沒有變好，對方答「差不多」，她便回嗆：「幹譙國民黨是在幹譙什麼意思的？」還說對綠營支持者「沒在跟他們客氣」。她事後說只是請市民反思，但在台上，選民的批評成了需要被糾正的錯誤。

台北市長蔣萬安在鏡頭前總是演得讓人以為他是親民的市長，但他不經意的話語及行為，卻總是漏餡。他說從政十年，從沒感受到台北選民「變得這麼不理性」，彷彿選民不支持，是選民出了問題。基泰大直坍塌至今，受災戶仍回不了家，租金補貼也已到期，只能公開質問他憑什麼帶領城市。他掃夜市時，大批支持者圍在掛著「洋流」旗幟的水餃店門口高喊口號，老闆娘形容已是叫囂。他先說「很不好意思」，隔天卻反問：為什麼其他支持對手的店家不會這樣？道歉不到一天，就轉身檢討被害人。

從白色恐怖年代的高高在上，到今天面對選民的頤指氣使，換了位置，沒換腦袋。他們最缺的，正是面對人民的那份戒慎恐懼。即便如此，蔣萬安在各家民調中仍有四成到五成的支持度，台灣人似乎早已習慣，甚至甘之如飴。

做到120分才能換來60分，連一張紙屑都不能留下

相較之下，沈伯洋這場選戰，像極了台灣人的縮影：小心，而且卑微。

他被中國公安立案調查，住家被跨境監控，連女兒的行蹤都被人記錄。選戰期間，有人用深偽技術捏造他收取軍購回扣的錄音；有人混進他的後援會群組，揚言他若當選就叫殲-16轟炸總統府。他想正面對決談政策，換來的往往是抹黑。

就連辦一場造勢，垃圾有沒有收乾淨、音量會不會擾民，都被放大檢視。大安森林公園造勢後被藍營立委點名「洋流一走、垃圾留下」，下一場在大湖公園，兩萬人散場後，工作人員戴著頭燈逐寸檢查草地，支持者自備垃圾袋撿拾，還特地拍照存證。一位支持者留言道破心情：在這種選區，只能做到120分，才能換來60分。

連在自家晚會上，沈伯洋都得自嘲，提醒台下太嗨的支持者冷靜一點，「不然會被說是不理性的台北市民」。台下在笑，但這句玩笑背後的處境，一點也不好笑：同樣是候選人，一方可以對選民比中指、說選民不理性，另一方卻連草地上的一張紙屑都不能留下。

政治人物該怕人民失望，而不是讓人民害怕

同樣是「恐懼」，在台灣政治裡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意思。一種是那根球棒代表的恐懼：人民怕權力、怕報復、怕說錯一句話就回不了家。另一種是「戒慎恐懼」：政治人物敬畏人民，怕辜負選票，怕傲慢上身。

悲情是台灣人的集體記憶，卻不該是台灣人的命運。我們記得林宅的血、江南的槍聲、陳文成倒下的校園，不是為了繼續害怕，而是要確認：那個需要拿球棒保護朋友的年代，已經被我們用選票終結。

「戒慎恐懼」這四個字，其實是要給每一位參選人、每一位執政者。政治人物該害怕的，是讓人民失望，而不是讓人民害怕。11月28日，台灣人可以放下球棒，笑著走進投票所：把恐懼留給過去，把戒慎恐懼留給每一個想要我們選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