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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10歲女孩，為了不想回到令她害怕的家，在外面徘徊；一對鄰居老夫妻發現她，問她為什麼不回家，才一點一點打開這個家庭長年沒有被安全網真正接住的故事。
對周玉蔻而言，最難接受的不只是個案本身，而是一種強烈的時代錯置感。
周玉蔻8月31日在電台節目《新聞放鞭炮》中談到台北市10歲女童兒少保護案件時說，自己看到這起事件後，腦中浮現的竟是台灣仍然貧窮、社會福利制度尚未健全年代才可能出現的新聞。
「我覺得好像回到1960年代的台灣。」
她說，自己從戒嚴年代開始跑新聞，一路看著台灣社會改變。正因為走過那個年代，看到2026年的首都台北還有一個孩子用如此艱難的方式向大人求救，才會特別難過。
「這是我剛出道的時候會碰到的案子。」
這名女孩的故事並不是突然在2026年發生。
根據節目中整理的資料，這個家庭的困境至少可以追溯到2010年。當時女孩的姊姊年紀還很小，因疑似遭受性傷害而被安置；母親本身也是需要社會支持的弱勢女性，但這個家庭後來仍沒有被長期、穩定地接住。
此後16年間，台北市歷經郝龍斌、柯文哲、蔣萬安3任市長。
家庭裡又有孩子出生、長大，問題卻沒有真正消失。
到了最小的女兒，她已經10歲了。
節目中談到，女孩遭遇不當對待後不敢回家，鄰居發現異狀後伸出援手。後續她多次向大人表達希望離開原本環境，甚至清楚說出「我不要住在家裡」。
周玉蔻說，讓她最難過的，正是這個孩子其實不是沒有求救。
她有說。
而且不只說一次。
問題是，一個10歲孩子必須說多少次，大人才願意相信她？
周玉蔻提到，自己這幾天與揭露案件的台北市議員許淑華、議員參選人馬郁雯聯繫，也持續閱讀相關資料。她認為，這個案件不能只停留在「社工有沒有按照表格完成程序」，而必須回到一個最基本的問題：面對一個孩子反覆表達恐懼、拒絕回家，大人有沒有真正聽懂她在說什麼？
她說，社工當然需要專業制度與風險評估，但所有專業的起點仍然是「人」。
如果連一個孩子害怕的表情、一句「我不要回家」背後代表什麼，都無法被真正理解，再完整的量表也可能漏掉眼前的人。
周玉蔻也坦言，自己談這起事件時很難完全抽離。
不是因為它只是一則令人悲傷的社會新聞，而是她無法接受，台灣已經走到2026年，一個住在首都的孩子仍可能必須靠鄰居、陌生人、媒體，一層一層把自己的求救送出去。
「我經過悲慘世界的台灣，結果2026年，我又看到這樣的案子。」
一個國家進步與否，當然可以看GDP、捷運、建築與城市景觀。
但也可以用另一種方式衡量：
當一個10歲女孩說「我不要住在家裡」，這座城市究竟需要多久，才有人真正把她接住？
（圖片來源：AI生成、翻攝畫面）
2026.08.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