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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交換學生名額完全由一場匿名、客觀計分的考試決定，市長兒子參加甄選的爭議或許還有另一種討論方式；但北市國際交換學生計畫並非如此。台北市議員苗博雅9月4日在電台節目《新聞放鞭炮》指出，申請程序包括書面資料與面談，家長同意書又需要父母簽名，也就是說，送進甄選程序的資料中就會出現「蔣萬安」的簽名；面談評分本身又具有主觀判斷空間。她引述王炳忠提出的質疑表示，正因如此，蔣萬安更應該主動避嫌。
苗博雅接受主持人周玉蔻專訪時表示，這次爭議有一個很重要、卻容易被忽略的細節，就是甄選方式。
她特別提到王炳忠對此事的評論。
「昨天連王炳忠都講了。」
苗博雅說，王炳忠注意到，這項交換學生甄選並不是單純依照一個完全客觀的考試分數排名，而包含資料審查與面談。
這兩個環節，都存在人的判斷。
苗博雅以一般考試作比較，如果是聯考、托福或其他標準化測驗，「出100題，你寫對幾題、寫錯幾題」，最後都有明確數字，評分結果相對客觀。
但書面資料與面談並不是這樣。
尤其這次申請資料中，還有一份需要家長簽署的同意書。
「你交的那一疊資料裡面，就有蔣萬安的簽名。」
苗博雅指出，依這項計畫的申請程序，家長同意書要求父母簽名。也就是說，審查蔣得立申請資料時，文件本身就可能直接呈現其父親、市長蔣萬安的身分。
接下來還有面談。
「第二個面談，他面談的分數是主觀的在評量的嘛。」
苗博雅強調，她並不是因此直接指控任何一名評審放水，也沒有在節目中宣稱蔣得立的甄選成績遭到人為操控。
她真正提出的是另一個更基本的公共倫理問題：當甄選程序本身包含主觀判斷，而且申請文件又足以讓審查者辨識這是市長的孩子時，身為市長的家長是不是更應該事前避嫌？
她認為，利益迴避制度的意義，本來就不是等到有人證明「真的關說」或「真的放水」之後才成立。
避嫌的目的，就是不要讓掌握權力的人，把自己或家人的利益放進一個可能受到其權力影響的程序裡。
因此，把責任推回「有沒有人能證明不法」，本身就弄錯了問題。
苗博雅說：「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市長沒有避嫌的問題，不是這個孩子怎麼樣。」
她再次強調，蔣得立是未成年人，不應成為政治攻防的責任主體。
真正有能力理解整套制度、知道教育局與市長權力關係，也知道公共人物必須避免瓜田李下的人，是蔣萬安。
「未成年人哪懂得這麼多呢？問題是成年人蔣萬安怎麼不懂呢？」
苗博雅認為，這項計畫一年只有25個名額，本身就是有限的公共機會。
當市長自己的孩子參與甄選，而且甄選又不是一個完全匿名、只依客觀分數排序的程序時，政治人物理應採取比一般家長更高的自我約束標準。
不是因為市長的孩子不能優秀。
也不是因為市長的孩子不能出國。
而是因為父親手中握有公權力。
這也正是苗博雅認為整場爭議最不應該被轉移的地方：外界不是要求一個未成年孩子證明自己，而是在要求一名成年已久、掌握首都市政權力的市長回答——
當那一疊送進教育局甄選程序的資料裡，就放著你「蔣萬安」三個字的家長簽名時，你為什麼沒有想到避嫌？
（圖片來源：AI生成、翻攝畫面）
2026.09.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