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物時代】好想贏日本

 

去年11月7日，日本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上，時任立憲民主黨眾議員岡田克也，質詢日本政府對台灣有事的法律認定：在何種情況下，台海衝突可被視為對日本構成直接威脅？是否已符合日本《安保法制》中，允許自衛隊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存亡危機事態」標準？

 

一場提問的蝴蝶效應

 

面對提問，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回應直截了當：若「台灣有事」伴隨對方使用武力的情況，有可能構成安全保障法制中，日本能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存亡危機事態」

 

這段答詢，引發了後來中國方面的譴責，並衍生持續至今的日中兩國外交爭端。隨後高市一連串對中政策立場的延伸，以及上週日眾議院大選結果的出爐，讓這場質詢在事後被重新解讀。岡田克也本人，這位曾十二度當選眾議員、在日本外交政策上具高度象徵意義的人物，當時或許沒想到，由他最終在此次選舉中落選，為他的蝴蝶效應發言畫下了註解。

 

觀察日本近年選舉可以發現，即便小型政黨與議題型政治力量曾短暫吸引選民關注，但在關鍵選舉時刻，選票仍明顯回流至具備治理經驗與組織能力的政治勢力。這樣的集中趨勢，並非單純的保守化，而是選民在不確定性升高的環境下，主動降低政治選擇風險的結果。

 

當高通膨、產業轉型、能源安全與區域衝突同時存在，選民關注的已不只是政策理念，而是哪一種政治安排，能承受最壞情境。選舉逐漸從價值動員，轉化為對整體治理穩定性的評估。

 

「台灣有事」定位明確未引發恐慌

 

與過去不同的是，中國相關風險已不再只是外交或軍事專業議題，而逐漸成為日本社會的背景現實。台海、東海情勢的變化，與能源、貿易與金融穩定產生連動，使安全議題生活化。

 

在此情境下，清楚且一致的安全政策訊號，反而有助於降低不確定性。高市早苗對「台灣有事」的明確定位，並未引發恐慌，而是為選民提供了一個可理解、可預期的政策座標。相較之下，立場曖昧更容易放大社會的不安情緒。

 

選舉期間，中國對日本採取的經濟反制措施，包括限制中國旅客赴日，從選舉結果來看，反而成了激發日本民眾對中國不滿的催化劑。另一方面，也顯示日本經濟對單一市場的依賴程度已下降，雞蛋不能過度放在中國這個籃子裡，日本民眾已有體悟。

 

當經濟施壓被選民視為可預期的政治工具，其對投票行為的影響自然遞減，甚至反而強化社會對外部風險可承受的認知。

 

對台灣而言，日本大選的結果絕對是正面的。在此脈絡下，我們期待賴清德政府能從不同構面持續與日本加強合作：

 

第一，將供應鏈韌性從口號轉為共同治理機制。

 

日本近年不再僅以補貼方式吸引企業回流，而是結合產業政策、國安審查與地方政府資源，建立具體的關鍵產業保全清單。台灣可與日本在半導體、先進封裝、精密材料與關鍵零組件領域，建立雙邊風險評估與備援協調機制，使供應鏈安全成為可量化、可管理的政策工具，而非單次投資誘因。

 

第二，能源安全納入區域合作，而非僅限國內爭論。

 

日本在福島事件後，逐步將能源議題與國家安全、外交關係綁定，透過長期採購、多元能源來源與技術合作，降低對單一風險的暴露。台灣在能源轉型過程中，可與日本深化在儲能技術、氫能應用與電網韌性方面的合作，將能源政策從內政爭議，轉化為對外合作與產業升級的抓手。

 

第三，將安全溝通制度化，降低市場不確定性。

 

日本在面對區域安全議題時，已逐步形成固定、可預期的政策訊號釋出節奏，使金融市場與企業得以提前調整風險配置。台灣可借鏡此模式，建立跨部會的對外風險溝通機制，避免安全議題僅在突發事件中被動回應，進而放大市場波動。

 

第四，強化地方與產業層級的對日合作網絡。

 

日本經驗顯示，地方政府與產業團體在對外經貿與安全議題中，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台灣可透過科技園區、產業聚落與地方政府層級的對日合作，將國際政經風險收斂為地方治理與就業議題，提升政策的社會感受度。

 

從一場國會質詢，到一場選舉結果，日本所呈現的，不只是政黨消長，而是選民如何在高風險時代重新定義政治選擇。看到日本民眾勇敢地做出對親中政治人物說不的選擇。反而面對中國最直接威脅的台灣，還要繼續被與中國唱和的藍白兩黨扯後腿。雖然台灣隊在12強棒球賽贏了日本，但在面對中國的角色上，日本人比大多數台灣人清醒多了。真希望台灣也能有個正常一點的在野黨，能夠讓民眾只是在不同政策立場間做選擇，而不是隨時要擔心台灣主體性被親中政黨出賣給中國。除了棒球，政治上，我們也「好想贏日本！」

 

 

（圖片來源：自民党YT、三立新聞截圖；示意圖製作：放言設計部　林巧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