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本來就有灰色地帶。
民主政治需要妥協,政策可以折衝,朝野可以協商。但是,政治可以有灰色地帶,做人卻不能沒有大是大非。
我之所以這麼說,不是因為我愛批評別人,而是我也曾經站在同樣的十字路口。
1980年下半年,我赴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大學(Saint Louis University)留學。出國前,教育部舉辦留學生座談會。
會後,兩位情治單位人員找上我,希望我赴美後協助提供一些資訊,每個月支付我三百美元。第二天,他們又打了一通電話。
我拒絕了。
不是因為我比較勇敢,而是我知道,人的人格,不是拿來交換利益的。
返台後,我進入《天下雜誌》擔任資深編輯。
《天下雜誌》於1981年6月創刊。
創刊號的封面故事是我寫的。
1986年至1987年,我赴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取得公共行政碩士(MPA)。
2011年,我到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攻讀EMBA。
在那之前,北京方面早已因為我出版暢銷書《李登輝的一千天》,把我列入所謂的「台獨黑名單」。
可是,還是有人來接觸我。
他們沒有談統戰,他們談的是合作:一起編教科書、介紹台灣可以合作的學者、建立更多交流平台。
這些聽起來都很好。
可是,我知道,今天是一本教科書,明天就是另一個合作;今天介紹一個人,明天就會介紹另一群人;今天接受一個利益,明天就可能開始接受另一種價值。
所以,我拒絕了。
後來,我揭穿馬英九在馬習會上不敢講「中華民國」、不敢講「一中各表」;我支持太陽花學運;我支持蔡英文競選總統;我支持台灣的民主制度,也支持台灣的主權。
代價,我付了。
2016年至今,我始終拿不到台胞證,連回北京大學探望老師、同學的機會,都沒有了。
我沒有後悔。
因為我一直相信,一個人的價值,不是在沒有代價的時候談原則,而是在必須付出代價的時候,仍然守住自己的界線。
所以,我不相信「身不由己」。
因為,我也活過那個年代。
我知道誘惑,也知道,每一個人都有選擇。
這就是為什麼,王定宇的事情,我不能用一句「時代背景」就輕輕帶過。
歷史可以理解一個人的處境,不能取消一個人的責任。
真正的大是大非,不是在事情過去之後,替自己找到多少理由;而是在事情發生的那一刻,你究竟做了什麼選擇。
守住界線 比時代背景更重要
童子賢,則是另一種考驗。
我最不能理解的,不是他的政治立場,而是他把沒有界線,變成了一種高度。
一個人,同時擔任民進黨新境界文教基金會副董事長,也擔任馬英九執政時期前行政院長江宜樺創立的長風文教基金會副董事長,同時又是總統府國家氣候變遷對策委員會副召集人。
然後告訴大家,這叫跨越藍綠。
真的嗎?
政治上的妥協,是為了人民,不是為了讓自己永遠站在所有人的中間。
最近,童子賢再度成為爭議焦點。他以芬蘭與蘇聯的歷史關係,比喻台灣與中國,引發前總統李登輝之女李安妮公開批評,認為這樣的比喻既不符合台灣的歷史經驗,也容易造成外界誤解。另一方面,成功大學電機系教授李忠憲也公開指出,童子賢當年支持紫光所引發的爭議,至今未見真正反省,也沒有向社會道歉。面對李忠憲的嚴厲斥責,以及李安妮的公開質疑,截至目前為止,並未看到童子賢提出具體回應。
童子賢用芬蘭與蘇聯比喻台灣與中國。
我並不認同。
如果要用國際實例說明台灣今天的處境,美國與英國的歷史,不是更容易理解嗎?
美國曾經是英國殖民地,共享語言、文化、法律,最後,美國選擇獨立。
這才是台灣更接近的歷史經驗。
真正的影響力 在於留下行動而非立場
童子賢曾經支持SMR。
最近,美國、日本、南韓在G7峰會達成共識,合作加速SMR技術研究與商業化。如果一位企業家真心相信SMR代表未來能源方向,那麼真正值得期待的,不只是公開發言,而是集結企業、學術界與研究機構,投入技術、人才與資源,讓理念真正落地。
台灣今天面對的挑戰,不只是童子賢近期倡議的重啟核電的能源問題。
人工智慧、繁體中文大型語言模型、台語語料庫、主權AI、下一代人才培育,每一項都攸關台灣未來數十年的競爭力。像童子賢這樣擁有資源、技術實力與社會影響力的企業家,如果願意登高一呼,串連企業、學界與政府共同投入,帶動的不只是討論,而可能是一個世代的改變。真正擁有資源、能力與影響力的人,能夠留下的,不只是觀點,而是足以改變下一個世代的行動。
政治可以有灰色地帶,因為治理國家,需要協商、需要妥協、需要在不同利益之間尋找平衡。
但是,價值不能有灰色地帶。
一旦把原則視為可以交換的籌碼,把界線視為可以隨時調整的位置,一個社會終究會慢慢失去辨別是非的能力。
真正的大是大非,不在於一個人說了多少漂亮的話,也不在於他站在哪一個位置,而是在利益、誘惑與代價同時出現的那一刻,他選擇守住了什麼,又放棄了什麼。
每一個人,一生都會遇到這樣的時刻。
沒有人能替你做選擇。
歷史也許會理解你的處境。但是,最後與自己對話的,永遠只有自己的靈魂。
(圖片來源:AI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