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玉蔻批「貪小便宜的蔣萬安」！串起選舉補助款、鳳梨釋迦到兒子市府計畫　直指：胸無大志、缺乏治理能力和同理心

周玉蔻在文中寫道：「貪小便宜，跟胸無大志、問A答B、缺乏治理能力和毫無同理心劃上等號。這就是這一陣子在公共探照燈照射下的真相蔣萬安。」

 

她指出，自己過去曾經寫過蔣萬安的「侷限」，而最近一連串事情，讓這兩個字突然變得非常具體。

 

首先是選舉補助款。

 

周玉蔻提到，今年6月蔣萬安被問到財產申報為何增加近2000萬元時，自己回答增加的款項就是上一次選舉的選舉補助款。她表示，依法取得當然不是問題，但「一個政治人物如何看待這種因為參與公共選舉而取得、來自納稅人的補助款，本來就是性格與格局的一部分」。

 

她接著寫下：「他選擇留下來。」

 

第二件事，是鳳梨釋迦。

 

周玉蔻指出，蔣萬安7月4日前往台東，在眾目睽睽下宣布「台北市政府」要採購2000箱鳳梨釋迦，場面做得漂亮，掌聲也收到了；但回到台北市議會後，被追問2000箱究竟由誰買單，產發局表示是各局處響應，蔣萬安最後解釋，是他和市府首長們「自發性採購」。

 

周玉蔻反問：「我請客，你買單？」

 

她表示，也許蔣萬安會認為這樣講太刻薄，但一個市長如果真的要挺台東農民，有很多大大方方的方法，「偏偏他選擇最容易收割政治效果、又最不用自己承擔的方法」。

 

庇護工場事件，則讓周玉蔻看見同樣的性格。

 

她指出，國民黨立委刪凍總統府國務機要費，意外影響總統府原本向37家庇護工場採購中秋產品的計畫。國民黨台北市議員秦慧珠在議會當場邀蔣萬安一起拿20萬元採購，蔣萬安第一時間卻沒有立刻答應，而是反覆表示要先了解「受影響程度」，連同黨秦慧珠都公開表達失望。數日後，蔣萬安才走訪庇護工場，宣布自掏腰包至少30萬元採購。

 

「錢最後出了。可是那一瞬間的猶豫，也把一個人的本能照了出來。」周玉蔻寫道。

 

而真正讓她把所有事情串起來的，是蔣萬安自己的兒子。

 

周玉蔻指出，蔣萬安大兒子錄取台北市教育局115學年度國際交換學生計畫，全台北只有25個名額，學生依家庭所得可以獲得7萬5000元至20萬元補助；9月1日，蔣萬安又親口證實兒子是在美國出生的美國公民。

 

她強調：「我完全不批評孩子。孩子考得上、申請得到，是孩子的能力。問題從頭到尾都是爸爸。」

 

周玉蔻指出，蔣萬安不是普通家長，而是台北市長；這個計畫是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的計畫，經費由台北市政府編列，自己的兒子最後進入只有25人的名單。

 

她認為，正常政治人物遇到這種情況，第一個反應應該是「迴避」，甚至不必等法律告訴你能不能申請，也不必等政風處判斷有沒有違反哪一條，因為政治人物的倫理本來就不應該只停在「有沒有違法」。

 

但蔣萬安面對質疑，仍以「依規定、依程序、經過甄選」回應。

 

周玉蔻直言：「又是『依法』。又是『沒有問題』。這個回答跟以前何其相似。」

 

她接著點出整篇評論的核心：

 

「他不懂的不是法條而是身分。」

 

「更不懂一個台北市長應該比別人多退一步，而不是比別人多拿一點。」

 

周玉蔻表示，她因此愈來愈覺得，說蔣萬安「特權」，甚至都還高估了他。她認為，特權還有一種權力的傲慢，蔣萬安呈現出的反而是另一種性格：「什麼小小的好處，都不要放掉。」

 

「選舉補助款如此。鳳梨釋迦如此。庇護工場如此。到了自己兒子的公共補助計畫，還是如此。」

 

她認為，一件一件看，全部都可以說「合法」，但串在一起看，「卻是一個人的人格輪廓」。

 

「這就是侷限。」

 

周玉蔻進一步表示，一個人的侷限，如果只是做普通上班族並沒有什麼關係；做一個三寶爸，在家疼老婆、愛孩子，也可以是一個非常好的男人。

 

但蔣萬安現在是台北市長。

 

她寫道，如果不是蔣萬安父親當年弄來了「蔣」這個姓氏，替整個家族重新接上蔣經國的政治想像，「這樣的蔣萬安，本來有什麼非得成為國家領袖不可的特質？」

 

她給出的答案只有：「三寶爸。在家好男人。如此而已。」

 

周玉蔻也提到，最近蔣友青一段舊訪問重新曝光，蔣友青曾公開表示蔣萬安這一支從來沒有和他們做過DNA比對。她強調，這不代表血緣因此有了科學結論，卻至少提醒外界，「蔣家第四代」從來不是一張不需要被檢驗的政治保證書。

 

她認為，「蔣姓的紅利終究會退」，政治人物最後留下來的，只能是能力。

 

偏偏能力，正是蔣萬安這半年最讓她看穿的地方。

 
周玉蔻形容：「他的市長任內，前段靠保姆李四川，之後靠地下市長殷瑋。」

 

她指出，平常風平浪靜時，蔣萬安可以跑行程、拍照片、當三寶爸、說一些安全的話，「可是事情一大他就露出侷限」。

 

從遮陽傘爭議、吸菸室政策、水災，到接連爆發的兒少案件、虐童、性傷害及兒保安全網問題，周玉蔻認為，市府一次又一次在事情被攤到陽光下後，第一個動作彷彿永遠是解釋自己做了多少，而不是先問：

 

「我們到底漏接了誰？」

 

其中最讓她無法接受的，仍是台北市10歲小女孩事件。

 

周玉蔻指出，一個孩子從去年底案件進入體系，歷經240天仍未安置；6月已經明確說出不想繼續住在家裡，8月甚至出現自傷。事情被議員揭開後，蔣萬安面對質詢，仍先強調第一線的「專業判斷」，直到輿論升高後，市府才全面檢討制度。

 

她寫道：

 

「我始終無法理解這一點。

 

一個自己三個孩子從出生開始，都活在充足資源、完整照顧裡的父親，看到另一個10歲孩子在自己的城市裡一次又一次求救，為什麼第一個政治反應不是痛？

 

而是程序。

 

專業。

 

制度。

 

辯護。」

 

周玉蔻直言，「一個人有沒有同理心，是裝不出來的。尤其在意外發生的第一瞬間。」

 

也正因如此，她認為兒子的交換學生事件，讓所有事情突然連成一條線。

 

「自己的孩子，7萬5000元的公共補助都沒有利益迴避的敏感度。別人的孩子，在黑暗中求救240天，卻可以先談專業判斷。」

 

她將這個矛盾濃縮成一句話：

 

「對自己的小利益非常敏感；對別人的巨大痛苦異常遲鈍。」

 

周玉蔻認為，這已經不是一個要不要罵「特權」的問題，而是一個人的器宇。

 

她寫道：「器宇狹窄的人，看得到眼前的小便宜，看不到遠處的大局。胸無大志的人，會把每一個眼前的小好處計算得很精準，卻很難理解政治真正要求的是什麼——有時候是退讓，有時候是承擔，有時候甚至是明明可以拿，卻選擇不拿。」

 

「因為你是市長。」

 

周玉蔻最後將問題直接推到蔣萬安未來的政治高度。

 

她說：「這種格局做台北市長已經氣喘噓噓。」

 

「還想望攀總統高枝？」

 

她認為，台北人也許曾經對「蔣家人」有歷史情緒投射，有幻想、有一點懷舊，也願意相信一個形象乾淨、家庭幸福的年輕政治人物，可以替「蔣」這個姓氏寫另一個故事。

 

「可是台北人不是傻子。」

 

周玉蔻直言，姓氏光環可以讓一個政治人物進場，「不能替你治理。不能替你同理。更不能永遠替你遮掩能力的侷限。」

 

她最後以一連串重話收尾：

 

「能力未逮。

 

器宇狹窄。

 

不與民悲，不與民傷。

 

小事的好處，卻一個都不肯放過。

 

這樣的政治人物，台北人基本上是厭惡的。

 

再自爆下去——

 

蔣萬安的政治終點提前到站，不是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