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pm
15年，是什麼概念？
對蔣萬安來說，這15年，是人生一路向上的黃金歲月。
在父親蔣孝嚴與家族政治光環之下，他完成改姓，從律師走進政壇，當上立委，再一路坐上台北市長的位置。
他的名字愈來愈響亮，位置愈來愈高，最後走進這座城市權力的中心。
可是同樣的15年，在同一座台北城裡，另一個女人和她的女兒們，卻一步一步掉進深淵。
這個媽媽，本身就是一名智能障礙的弱勢女性。
而台北市政府不是今天才知道這個家庭。
15年前，大女兒遭遇性傷害。
孩子被安置了。
可是媽媽呢？
這個本身就需要照顧、需要保護，甚至未必有足夠能力保護自己的智能障礙女性，卻被留在原來的人生裡。
女兒被救走了，媽媽卻被留下了。
這一留，就是15年。
她繼續在社會最底層掙扎，靠性交易維持生活，在沒有人真正把她接住的日子裡，後來又生下兩個女兒。
這才是整個故事最令人心痛的地方。
一個本身就需要被保護的女性，為什麼會在這15年間一次又一次懷孕、生下孩子？她有沒有被利用、被控制、被剝削？她自己究竟遭遇過什麼？
如果15年前，大女兒被安置的那一天，有人再回過頭來看一眼這個媽媽呢？
如果那時候有人問：她有沒有能力照顧自己？她是不是也需要安置、支持、長期陪伴？
後來兩個孩子的人生，會不會不一樣？
我們永遠不知道答案。
我們只知道，15年前，這個家庭早已向台北市的社會安全網發出過一次巨大的警訊。
大女兒被安置了。
媽媽卻留在原地。
然後，第二個女兒出生了。
第三個女兒也出生了。
後來，二女兒又陷入性剝削風險。
到了最小的女兒，才10歲，性安全問題再次出現。
她開始害怕回家。
她一次又一次向大人說：
「我不想住在家裡。」
最後甚至走到自傷。
一個10歲的孩子，要害怕到什麼程度，才會把「不要回家」說得這麼清楚？
家，本來應該是孩子最安全的地方。
對她來說，卻成了最想逃離的地方。
而最後真正看見她害怕、把這個家庭沉埋多年的黑暗重新撕開一道口子的，竟然是一名基層鄰長。
是鄰長。
不是局長。
更不是市長。
15年。
對蔣萬安來說，是改姓、進政壇、當立委、成為首都市長。
對這個媽媽來說，卻是大女兒遭性傷害被安置之後，自己仍然沒有被接住；接著又生下兩個女兒，再看著孩子一個接一個陷入危險。
同一座台北城，兩種完全不同的命運。
一邊走進權力中心，一邊被留在城市最深的陰影裡。
這樣的對比，恐怕連小說家都難以著墨。
而當這一切終於被攤在陽光下，面對一個10歲女孩長達240天沒有被及時安置，蔣萬安先談「專業判斷」；到了今晚，又把焦點推向「制度檢討」。
真正刺耳的，正是這些話出現在一個孩子反覆求救之後。
如果專業判斷出了問題，市長就該追究判斷機制；如果制度出了問題，市長更應該負責把制度修好。
專業不是擋箭牌。
制度更不是替罪羊。
可是比政治責任更讓人寒心的，是另一個問題：
人性呢？
一個成年人聽見這樣的故事，第一個反應難道不應該是心疼嗎？
一個市長聽到一個10歲女孩說「我不想住在家裡」，第一個念頭難道不應該是：
孩子現在安全了沒有？
為什麼還沒有把她救出來？
怎麼會讓她怕成這樣？
可是我們首先聽到的，是專業，是程序，是制度。
尤其蔣萬安自己還是一個「三寶爸」。
鏡頭前，他談育兒、談家庭、談孩子，「生生有牛奶」是市府引以為傲的育兒政策。
可是就在他治理的台北城裡，另一個10歲女孩要的根本不是牛奶。
她只是想有一個不必害怕的地方。
只想知道，今晚不用再回到那個讓她恐懼的家。
「生生有牛奶」的背後，原來還有孩子活在暗獄。
制度有洞，就補制度；人力不足，就補人力；跨局處失靈，就由市長親自整合。
這才叫市長。
15年前，大女兒遭受性傷害時，這座城市其實已經有過一次救這個家庭的機會。
它帶走了一個受傷的孩子。
卻沒有接住她身後那個同樣需要救援的媽媽。
15年後，又一個女兒站出來求救。
蔡英文說：「她一次又一次向大人求救。」
一句話，就看見了孩子。
一個人在談制度。
另一個人，先看見了孩子。
文：周玉蔻
